小记乔典运 [复制链接]

第7版(人物纪实)
专栏：

　　小记乔典运
　　周熠
　　一个阳光静暖的上午，我走过一片叶浅花深的桃林，登上半山岗，穆立在一座普通的坟前。这里安眠着乔公典运———他在此歇下三个年头多了。
　　今春雨疏草发迟。清明刚至，那坟草尚不覆黄土，坟沿的一溜兰草也还瘦寂。这种清癯土黄的情调，如睹老乔生前一贯慈和、质朴和睿智的脸。仿佛他就坐于这坟前的山地上，笑迎我这不速之客，勾起我对他一往情深的回忆。
　　和老乔算得是忘年交。二十年前我学写小说时，对乔典运已是“久仰”了。而与他交往日多则是我在南阳日报弄“白河”副刊之后。一次，我请他到家小聚，他欣然登门。乔公貌不惊人，长方脸，两颗门牙黄且大，说话还有点结巴。深灰的褂子敞开着，随便扣着的白布对襟衬衫汗渍斑驳，大裤裆的黑裤子皱皱巴巴，圆口布鞋上灰土半染。他走后，妻子说：“这就是那个乔典运呀？”我笑了：“就是。”
　　这就是乔典运。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前期，是他中短篇小说创作的顶峰期。乔典运以契诃夫的笔调，欧·亨利的风格，在《村魂》、《满票》、《冷惊》、《问天》等小说中，对中国国民灵魂的拷问与哲思，具有经典性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因此，他的小说每一发表，全国有影响的几家文学选刊，如《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等，都竞相转载，在中原乃至全国文坛引起轰动，被资深的评论家们誉之为“乔典运现象”。可当大家都这么称赞他时，他总是露出浅黄的门牙一笑说：“不值一提，咱是瞎猫碰上个死老鼠。”京华、沪上、南方沿海等地请他去讲学，他都婉拒了，他的口头语是：“咱是个草木之人”，“山野之人”，“肚里没啥墨水，有啥讲的！”
　　老乔是真诚的，清醒的。他对南阳文坛十分关心和厚爱，堪为南阳作家群的“领头羊”和哥们。据我所知，全国的文学活动他可以不去，而我们南阳的文学活动、包括南阳日报的笔会，他是每邀必赏光的。历届笔会，因为有了老乔的小说旗帜迎风飘扬，自然是文学歌声多么嘹亮。所以，南阳有个作家群以及南阳作家群有今天，公正地说，因素有多种，而乔公“功莫大焉”。
　　曾经沧海难为水。诚如老乔在《命运》中所述，他是半生坎坷蹭蹬，饱尝人间五味，因此，他对社会和人生有着高人一等的憬悟。现在社会上不公多，人们牢骚多，怨气大。可跟他在一起，便能洗却不少俗念与烦恼。他曾不止一次正话反说地幽默道：“咱这一生，啥都不缺，就缺三样：升官、发财、桃花运。所以，想腐败也腐败不成。这三样东西好是好，就是弄不好折人寿。没有反倒一身轻，到头来赤条条不还是一首《好了歌》嘛。”在西峡老界岭的文学笔会上，一个中午野餐后在河谷林荫下小憩，老乔悠然地吸着烟，仰脸指着对面山坡和山顶说：“你们看，这山路、河边的树，再看那山顶上的树，谁高？”大家七嘴八舌地答着，老乔却深沉地说：“你看那山顶的树，因为是长在高处，看着比别的树高，其实它自己并不高。……”大自然里有哲学。老乔后来还把它写成文章发表。八十年代老乔的作品喷薄而出时，组织上和朋友们都真诚希望他离开小山城西峡，到南阳市或省会郑州定居，但他拒绝了。他把创作和生活基地看得头等重要。一次闲聊中我也劝他动动，一是你吃了一辈子苦，现在也需要到城市风光风光；二是也需要开阔视野，审视新的生活。老乔却说：“老弟呀，我也想啦，享受啥穷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生活是啊，多得很，到处都是，可要写作，非真正熟悉深入不可。生活，不在多，而在深，就像打井，越深，越清，越旺，春夏秋冬大世界，啥都有啦，还不够我写？”
　　海德格尔说：“死亡，是人生的最后一种挑战。”老乔以他的憬悟一次又一次战胜死亡，并且超越死亡。朋友们都叹惜乔典运走得过早了。是的，正值他驾轻就熟地致力于自传体长篇小说《命运》（又名《别无选择》）的写作时，残酷地患上了喉癌。病床上，与文友交谈中，大家对他总避着死亡，他却很坦然地反复表示，生是偶然，死是必然。天命难违，早走早安。他曾两次眼睛有些湿润地用笔对我表达道：“人间最可珍贵的是真诚与爱。”“感谢朋友们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