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益友——深切怀念田流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我的良师益友
　　——深切怀念田流同志
　　金凤
　　田流同志是新闻界前辈，中国著名记者。惊悉田流同志不幸于3月17日因病辞世，不胜悲痛。
　　1949年初我到人民日报当记者，便知道田流同志。田流同志是“三八式干部”，一直在地方上工作，1945年才调晋察冀日报当记者。他写的文章很有深度，反映实际，推动实际工作，值得我好好学习。我还记得，50年代他写的长篇通讯《金星奖章获得者——任国栋》在人民日报登了两个版，内容丰富生动，受到中央领导和报社领导的表扬，浙江、河南、云南等省委翻印作为干部学习材料。他写的通讯《临清棉价波动透视》也受到党中央的表扬。我曾向他请教。他说，记者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写出好文章。他说，他每到一地采访，至少呆一星期至十天左右，决不走马观花，看到一点就写。他还说，无论采访、写作，记者应力戒肤浅。这些话对我很有启发，以后工作中，自己也努力这样做。
　　1958年，人民日报记者站和新华社各地分社合并，报社不设记者部。我一向当记者，调到农村部，一心还希望当记者。田流同志当时任农村部副主任兼支部书记，他对我说：“报社现在没有记者编制，你来农村部，不能特殊，必须当编辑，写评论，不能再当专职记者。当然，有时出去调查研究，写些文章也可以。”这些话合乎原则，我无话可说，只得硬着头皮坐办公室，学写评论。我长期当记者，写评论必须从头学起。
　　田流同志让我先从写短评开始。每天上午，他给我一些材料，布置我写一篇800字左右的短评，规定必须下午下班前交稿。他半开玩笑地说：“到时必须交稿，你哭也要把它哭出来！”话说到这个份上，我没有退路，只得拼命努力，按时交稿。
　　渐渐地，从写短评到写“本报评论员”，再到写社论，大概花了两三个月时间。那时，农村部每天一块版，一个月要发一二十篇社论，每天一篇短评，任务很重。在田流同志严格要求和具体帮助下，最高速度一星期内写了6篇社论，一天一篇。可以说，是田流同志逼我学会写评论的。当时我曾向田流同志抱怨：“压力太大了，您这是‘赶着鸭子上架’。”田流同志笑笑说：“压力可以变成动力，人必须有点压力才能不断前进。‘赶着鸭子可以上架’，因为人的潜力很大。”我体会，这也是田流同志多年来培养干部的一种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
　　田流同志工作上严格要求却从不吹毛求疵，对同志政治上关心爱护宽厚有加。他从来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决无过“左”行为。1957年他在高级党校（即今中央党校）学习，担任新闻干部班支部书记，他的班上没划一个“右派”，尽管他当时承受了很大压力。我更难忘记1959年“反右倾”运动，是他保护我顺利度过政治难关。当时，我和报社一位老同志聊天，不经意说了句某某人“有权术”，不料，这位同志揭发了。材料送到农村部党支部。田流同志了解我入党十几年，政治上忠诚可靠，只是心直口快，会上常作灵感式发言，想到就说，口没遮拦。他让我在党小组会上检查，并写书面检讨了事。他说，看一个同志必须看全部历史全部工作，切忌抓住一件事、几句话便草草决定一个人的政治生命。这也是他在政治上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知有多少人因一件事、几句话便被打成“右派”和“现行反革命”！悲矣！幸喜这样的时代终于过去。
　　田流同志“不唯上”、“不唯书”，独立思考，有远见卓识。60年代初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中央决定17级以上干部轮流脱产学习。1962年初，人民日报17级以上干部120多人，分三批到翠微路“十八所”学习两个月。农村部田流、何星环同志和我都是第二批去学习，安岗任学习班班长，田流任组长。学习中，田流同志有几次发言我印象很深。田流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应该加上“实事求是”几个字，他认为“实事求是”是我党思想路线的精粹，“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及其严重后果主要是违背了实事求是原则。他认为不能总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一个指头问题，“大跃进”所犯错误就不是一个指头问题，起码是“三七开”。他还认为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原因不能全部推到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他说，自然灾害年年都有，苏联逼债是局部问题，不会造成这样严重的全面的困难，他认为应检查人为因素。他的这一说法违反了当时的流行说法，曾遭到一些坚持“唯上是从”的同志的坚决反驳。我是同意田流同志意见的。后来，听安岗同志传达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口头报告曾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大家这才信服田流同志的意见完全吻合少奇同志的意见，可谓具有远见卓识。
　　1962年夏天，报社编委会派一些同志到四川、安徽、北京郊区调查“包产到户”。我参加北京郊区调查，组长是萧航同志，组员是农村部的黄植、安子贞同志和我。“包产到户”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有人认为是“单干”，是“复辟、倒退”。我请示农村部领导，对“包产到户”究竟应该如何看，以便下乡调查时心中有数，以免犯错误。一位同志说：“包产到户是困难时期对困难地区的特殊措施，是权宜之计。”田流同志明确地说：“包产到户的产权仍属集体所有，只是经营管理分散到农户。因此，这是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决不是什么复辟、倒退。”这样的见解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因为，当时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甚至“口粮田”等统统扼杀。直到80年代才冲破阻力在全国全面实施。
　　田流同志后来调到国家计委工作。我很惋惜，失去一位学习、请教的良师。
　　“文革”后人民日报重新成立记者部，一些离开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林里、陈勇进、商恺、刘时平等同志都回到人民日报。大家一致希望德高望重的田流同志回报社主持记者部。田流同志终于回人民日报担任记者部主任。我又重新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十分愉快。田流除组织指挥记者采访，自己还以身作则，到全国各地深入采访，写了许多出色报道。田流从思想、作风到业务，大家公认是记者的学习榜样和表率。以后，他又担任《报告文学》主编，对推动报告文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田流同志和夫人徐兑同志感情甚笃。徐兑同志非常能干，曾和田流同志一起担任农村部副主任，创造“徐兑式工作法”。1962年我们在“十八所”学习时，记得每到下午5点左右，田流同志必定起身去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打给徐兑同志的。天天如此，从不耽误。当时，田流、徐兑同志都已40多岁，结婚也有20年了吧。我们都笑他们老夫老妻还像新婚夫妇那样甜甜蜜蜜每天必通电话。因此，每到下午5点甚至还差几分钟，大家必催田流同志：“快打电话去吧，徐兑同志正等着哩。”田流同志笑嘻嘻地捧着茶杯走了。他告诉我们，他每次出差，徐兑同志必定到火车站接送。徐兑同志出差，他也一样。我想起来了，1960年夏天我曾和徐兑同志一起到四川、云南、贵州出差，田流同志送到火车站。一个月后我们回京，田流同志又到车站迎接徐兑同志。他们真是志同道合、情投意合的一对模范夫妻。可惜，徐兑同志前几年已先走了。田流同志从此非常寂寞。
　　去年春节前，我和人民日报记者部副主任周庆同志一起去看田流同志。几年不见田流同志，我吃了一惊。他的耳已聋，眼昏花，既不能看书刊、报纸和电视，又不能听广播。一位大半生从事新闻工作的领导同志竟因身体缘故被迫和报纸、广播、电视绝缘，又失去相知相爱一生的老伴，他的晚景该是何等凄凉。虽有子女生活上殷勤照料，估计精神上无法帮助。田流同志见我们到来，他很高兴。对于他目前的处境，他淡淡道，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就睡了，凌晨三点钟起床，泡一杯茶，坐着喝茶，直到天明。这情景叫人听了觉得难受，田流同志却处之泰然。我相信善于观察、思考的田流同志的大脑一定依旧在飞速运转，仍在思索一些重大问题，可惜无法写出来了。
　　田流同志遗嘱一切从简，不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保留，由火葬场当作肥料，植树造林。这真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洒脱。有道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田流同志连“赤条条”也化为无，回归大地，与自然合一，绿化大地，造福后代，仁者胸怀。他的文章、道德、思想永留人间，愿田流同志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