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鱼目混珠——二战纪念日随感之四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不容鱼目混珠
　　——二战纪念日随感之四
　　江建国
　　二战结束半个多世纪以来，欧洲的政界和公众舆论对极右翼的活动和思潮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尽管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们尚未绝种，但他们是一群过街老鼠，掀不起大浪，算不上可怕。令公众感到意外的是，近年却从本营垒中冒出了几个沽名钓誉之徒。从表面上看，他们与法西斯暴行有不共戴天之仇，立场是正确得不能再正确了；然而，他们或伪造经历，或对历史进行唯心主义的诠释，极大地干扰了欧洲当今准确地总结历史教训的潮流。有代表性的是瑞士的一本假回忆录和美国的一本所谓的研究著作。
　　1995年，瑞士一个名为宾杰明·维尔科米尔斯基的作者，出版了一本题为《记忆的碎片1939年—1948年的儿童时代》的回忆录。据维氏说，他在两三岁时就作为犹太儿童受到纳粹迫害，先后被送到波兰马伊达奈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饱尝炼狱之苦。他曾目睹被屠杀的小伙伴的脑浆怎样和雪地上的泥浆混成一片，也曾看到因饥饿而濒临死亡的儿童把手指抠进身体的惨状……战后，他被一对瑞士夫妇收养。为了让他忘记过去，在家里绝对不许提起往事，他为了找回真实的自我而经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云云。这本书出版后，或许是由于一个儿童的见证过于罕见，立即轰动一时，被译成12种文字，多次获奖。以这本“回忆录”为蓝本，拍摄了三部电影，编成了一部舞台剧。维氏本人到处出席报告会研讨会之类，名利双收。
　　编造的东西总难天衣无缝。维氏被遣送到马伊达奈克集中营的日期与当时该集中营作为苏联战俘营的矛盾引起了专家的怀疑。瑞士的作家兼记者达尼埃尔·甘茨弗里德经过费时费力的调查，于1998年揭露了维氏的骗局。原来，维氏真名布鲁诺·多泽克尔，从小生活优越，除了确被收养之外，一切都是谎言。他仅仅作为游客参观过上述两个集中营而已。
　　无中生有，编造故事，是欺世盗名的最拙劣的手段，但相对来说戳穿不难；另一类欺世盗名的伎俩揭露起来则不容易。例如现年41岁的美国人达尼埃尔·戈德哈根的“研究著作”《希特勒心甘情愿的刽子手———普通的德国人与大屠杀》。这部洋洋洒洒、长达700页的书本是身为哈佛大学讲师的戈氏的博士论文，1996年出版后形成轰动效应，卖了20万册，接连数星期高居畅销书排行榜前列。
　　希特勒的法西斯暴政为什么会在德国这片土地上出现，历来是历史学界钻研的重大领域。多年以来，严肃的历史学家们从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国际环境方面进行了很多分析，当然也包括对德国普通人精神状态的研究。戈氏为了跻身于历史学家的行列，一举成名，便另辟蹊径。“语不惊人死不休”，戈氏对德国人作了一番“精神病理学”式的分析。他说，大多数德国人都是天生的狂热反犹分子，因此是希特勒罪恶的反犹政策“心甘情愿的刽子手”；毒气室和焚尸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国人“有这个意识”，有意识就有存在。
　　戈氏的论点受到国际历史学界的激烈批评，认为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是把复杂的各种因素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心理问题；其二是“意识决定存在”的唯心主义。最终戈氏轰动一时的著作被学术界斥为一堆废纸，戈氏没能挤进历史学家的行列。
　　“假作真时真亦假”。伪造的回忆录虽然并没有去为否认希特勒暴行的极右翼张目，却也并非是无害的闹剧，因为它正好授人以柄。极右翼完全可以利用这场闹剧在青年的心目中去散播对历史真相发生怀疑的种子。甘茨弗里德说得好：当代青年对当年人间地狱的存在本来就将信将疑，现在冒出来一个假证人，将使他们对一切都不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也许真的就去相信奥斯维辛不过是个一般的劳动营的谎言了。他提醒善良的公众，切勿以盲目的同情去代替严肃的思考。
　　两颗鱼目曾混在珍珠之中，但最后还是被剔除了出来。防止鱼目混珠的工作还不能算完，舆论界在戈德哈根事件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严肃的历史学著作的问津者却不如戈德哈根的胡言乱语一时赢得的读者多？历史学界是否应该反躬自问一下，他们的工作还存在什么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