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大家的风范——悼念戈宝权 [复制链接]

第8版(周末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翻译大家的风范
　　——悼念戈宝权
　　李景端
　　戈宝权走了。一代语言、翻译大师，在与病魔斗争了九个年头之后，终于永远地走了。
　　早在本世纪三十年代，戈宝权在其叔父戈公振的影响之下，就投身进步的文化运动。1935年入党后被派往莫斯科任《大公报》驻苏记者。抗日时期又在周恩来领导下，在重庆、香港、上海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奉命去莫斯科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成为新中国第一位正式的外交官。在后来的半个多世纪中，他一方面译书写作，在文学翻译、比较文学、中外文化史、鲁迅研究等诸多领域，硕果累累；另一方面先后访问三十三个国家，出席过七十多次国际性会议，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友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是获得前苏联“普希金文学奖”的唯一一位中国人，1988年又荣获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的“各国人民友谊”勋章。
　　戈宝权是位老革命，也是很有声望的国际社会活动家、翻译家，可是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毫无名人架子的十足普通人。
　　戈宝权同我本来素昧平生，1978年当我创办《译林》外国文学杂志时，苦于在翻译界没有熟人，就冒昧地去函戈宝权，希望他对家乡江苏创办的这份刊物给予支持。原只是试试看，没想到他竟十分热情地回了长信，还附来他的六首译诗供创刊号刊用。此后，在他的引荐下，我结识了钱钟书、杨绛、卞之琳、孔罗荪、吕叔湘等一大批文坛学者，使新生的《译林》得到各位前辈多方面的知识灌溉，终于成长为一本荣获“国家期刊奖”的唯一外国文学刊物，由《译林》杂志发展起来的译林出版社，也成为翻译出版界颇有影响的一家专业出版社。回顾这些成就，当然不会忘记当年戈宝权的扶持与帮助。
　　对于戈宝权这种乐于助人的品格，译林和我绝不是仅有的受益者，因为对几乎所有向他求教的人，他都是有求必应，热情相助。有一件“小事”，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85年，《译林》发表了一篇《普希金纪念像》的短篇散文，文中提到碑铭上最后的诗句是：
　　“因为我在残酷的时代赞美自由，号召对牺牲者宽恕不究。”
　　后来一位在黑龙江的中学教师给我来信，说他看到以前的材料，最后两句诗不是这样的，怀疑有误。我无法鉴别，只好把来信转给戈宝权讨教。没多久，他回了一封长信要我转给那位教师，信中引经据典，介绍了纪念像碑铭文字差别的原因，说明一个是被当年沙皇书刊检查机关弄得失真了的诗句，一个是苏维埃时代恢复了原貌的诗句，译林刊出的正是后者；而且戈老还详细介绍了普希金纪念像的地理、由来、名人的悼词等等。那种不厌其烦、谆谆教诲的用心，真叫人感动。那位教师收到戈老的信，连忙复信感谢不迭。听说后来戈老还不断给他去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对一位普通中学教师都能如此真诚相待，可见他为人的一斑了。
　　一个人要成为某领域的大师，当然很难，但成了大师而又不骄傲、又不拿架子的似乎更难。戈宝权正是实现了这“两难”的一位良师益友，他的人品，他的风范，将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