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丽生——质朴充实而勤勉的一生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裴丽生——质朴充实而勤勉的一生
　　武锐 韩钟昆 武永兴 范敏若 苑郑民
　　裴丽生以94岁高龄，走完了他七十年革命风云的一生。他是一个严格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的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一个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裴丽生于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党所领导的革命宣传活动。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后，他与宋劭文、刘岱峰、李一清、辛安亭等同志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投入了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活动。他译的第一本书是《费尔巴哈论》，即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他译的第二本书是《马克思著作精要》。他积极组织和指导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读书会活动，并给燕京大学学生讲授《资本论》。1933年4月担任北平社联宣传委员，主编过社联机关刊物《社会科学》和《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杂志，主编过在山西同乡中发行的进步刊物《垣民之友》，从事左翼文化和培养进步青年的活动。
　　裴丽生是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的山西牺盟总会宣传工作负责人。他继宋劭文之后，担任牺盟总会宣传部部长和牺盟总会机关刊物《牺牲救国》周刊主编，为促进牺盟工作的开展，为推动抗战初期的救亡宣传而奔走呼号。
　　太原失陷后，他遵照中共山西省委的安排，到牺盟洪赵中心区担任宣传部部长和随营学校校长。不久，山西第六专署成立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五县河东办事处，任命裴丽生为办事处主任。他组织起河东抗日纵队，有三支直属部队，一为决死二纵队第三游击支队，二为保卫队，三为景仙洲支队。有500人，250条枪，开创了河东五县抗日根据地，胜利进行了保卫石门峪的战斗，有效遏制了日寇南下后的嚣张气焰，也打击了蒋阎反共顽固派。裴丽生是太岳敌后抗日政权最早的组织者和创立者之一。曾任第三专署路西办事处主任、第三专署副专员、太岳行署副主任。
　　他分管财经工作，承担着根据地几十万军队、干部的供给任务，还要对在战祸和灾荒双重熬煎下的民众承担责任。他大力促进根据地的对外贸易，以根据地的土特产去换回根据地所匮乏的棉花、食盐、药品、火柴、煤油等战略物资，从经济上粉碎敌人的封锁。
　　解放战争时期，裴丽生是运城战役的太岳区代表，临汾、晋中、太原战役的前委委员、后勤司令员。他同牛荫冠、田杰三、史怀璧在一起，协助彭德怀、徐向前司令员和王新亭司令员，指挥20万到40万的民工、民兵，紧张有序地为部队运送弹药、攻坚器材、粮草和伤员，保证了四大战役的告捷，赢得了彭总、徐帅和部队官兵的高度赞扬。
　　裴丽生同志是山西新生人民政权的奠基者和三晋建设大业的开创者。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历任太原市市长、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1949年，他任太原市市长时，实现有序接管，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十分重视民主建政和各界协商合作。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电报中说：“太原解放至今，不到3个月，开了五次各界代表会，成绩很好。”
　　裴丽生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主席、省长的6年任期内，进行了几次时间较长、范围较大的调查。第一次是1951年暑期，他带领工作组对太原西山矿务局、山西水泥厂、山西化学厂等一批厂矿企业进行管理模式的调查，这次调查使他对实行厂长负责制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两种模式心里有数，也为他自己和山西干部从熟悉农村、农业到熟悉城市、工业这个战略性转变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第二次是1952年春天，他带领干部到山西最贫困和比较贫困的兴县、忻州、汾阳三个专区12个县，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后，他提出了应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实行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法加以治理以及晋西北农村应从广种薄收转移到少种多收等重大建议。此议得到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全力支持和常委的一致赞同，陶鲁笳同志向毛泽东汇报后，又得到毛泽东的完全肯定。
　　裴丽生同志在中国科学院任副院长、秘书长、党组副书记，具体分工管理国防科研单位和国防科研任务，还兼任科学院与二机部、科学院与五院两个协作小组的领导成员，是我国“两弹一星”战略任务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之一。
　　在原子弹研制工作中，他与钱三强带领工作组，到沈阳、长春、哈尔滨、长沙、上海、西安等地，分别安排了铀矿地质、开采选冶、核燃料化学、反应堆结构力学、全氟油、铀同位素分离膜、核燃料前处理后处理工艺、高效能炸药等方面的研制任务，并为二机部承担了核爆炸试验光热辐射和多种力学参数测试所需仪器设备的研制，受到二机部和国防科委的称赞。
　　在导弹研制工作上，裴丽生分管的国防科研，为五院承担了95项研制任务，226个课题，涉及东风、红旗等8个型号的导弹，其中包括用于测量导弹飞行参数、记录飞行姿态的大型电影经纬仪，还进行了反导弹武器光炮的研制和超低空地空导弹的研制。他在这些工作中，从主持策划、样机鉴定到靶场测试都抓住不放，或为提供条件，或为撑腰壮胆，或为组织协作。郭沫若到研制现场参观后挥毫题词：“甚感此地有大庆之风。”
　　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由科学院抓总，并负责卫星本体研制。从1961年4月起，裴丽生主持星际航行系列座谈会，每次由一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然后大家各抒己见，形成共识。第一、二次由钱学森、赵九章主讲。这个座谈会持续3年，共举行12次，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设想与建议，为后来的卫星上天提供了技术储备。他组织力量，编写“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并组成领导机构与设计机构，主持召开了由政府、军队、科研10多个部门、120多人参加、历时42天的落实协作任务会议。会后又亲自深入科研第一线，具体组织落实。到“文革”前，发射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裴丽生同志还是我国生物、地学研究工作的组织指导者。他主张把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改为海洋研究所。他组织800多人的治沙科研队，向西北沙区进发，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中科院沙漠研究所。他支持大规模的祁连山冰川考察，后又成立中科院冰川冻土研究所，为中科院开展这些方面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裴丽生同志是十年动乱中备遭破坏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重建者。十年动乱一结束，裴丽生作为科协第一副主席和科协党组书记，受命恢复科协。他首先抓拨乱反正，将第一届科协的150名委员、24名主席团和书记处成员，从仍然被批斗、被开除党籍公职、被下放农村或劳改等逆境中一个一个找回来。他四处奔波，寻找办公地点，创造起码的工作条件。他在财政部、国家计委的支持下，重新建立财务、基建、物资、外汇等各种户头，使这个“科学家之家”重新运转起来。
　　他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协系统的北戴河会议，并在为这次会议所作的总结中，推倒了把科协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团体、学术团体、科技组织等错误定性和不确切定性，第一次系统明确地指出：“科协是科技工作者的群众团体，是党领导下的人民团体之一，它是党团结和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纽带，是党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助手。”这一表述在中央1979年97号文件中得到确认。
　　科学家视自己终生从事的探索未知的学术事业为自己的生命。裴丽生非常珍惜他们的“生命”。1977年，他支持与组织了中国金属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动物学会这五个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成为十年动乱之后中国学术界的第一声春雷。他支持与组织南水北调工程规划学术讨论会和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学术讨论会，成为中国科技决策咨询的发端和中国提出生态平衡的先声。
　　裴丽生宽厚待人，爱护干部，尊重知识分子。他在历次运动中，不走极端，不伤害干部，能保护的尽量保护。他在“反右派”运动中，参与科学院党组的决策，在取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后，保护了一批早期回国的优秀科学家。
　　裴丽生为人正直，充满浩然正气，厌弃蝇营狗苟，绝不计较名誉地位，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是非。他对家庭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约束，绝不允许有特权事情发生。
　　他有很强的学习精神和进取精神，博览群书，学问广博。晚年，他坚持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精研细读，眉批夹评，读报剪报，积存大量资料。他和去看望他的人总是畅谈国家大事，思虑国运兴衰，体现了一个老战士对党和国家大局的刻骨铭心的关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