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扫黄打非”十一年特别报道之一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扫黄打非”十一年特别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杨振武 卢新宁 祝华新
　　我国的“扫黄打非”斗争已经开展了11年。11年来，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党和政府带领全国人民与黄毒和盗版这一世界性顽症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场面波澜壮阔，成绩引人注目。为此，本报记者采写了三篇特别报道：《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新时期的“人民战争”》、《保卫民族创新能力》。今天推出第一篇，以飨读者。
　　——编者
　　“打盗版——中国2000大行动”，5月18日在广州拉开序幕。500多万张走私、盗版光盘在8台粉碎机的轰鸣声中化为碎片。前来助阵的，不仅有中央部委、各省“扫黄”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国音像协会等群众团体及出版单位的代表，还有国际唱片业协会、美国电影协会、美国商业软件联盟等机构的官员。
　　这是中国开展“扫黄打非”斗争11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公开销毁行动，不仅刷新了中国“扫黄打非”的历史纪录，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11年来，这样的销毁活动在中国大地上多次进行，各地组织的收缴和销毁淫秽色情、违禁和盗版出版物的集中行动，规模和声势大，成绩和反响引人注目，在国际上赢得很高赞誉。
　　据粗略统计，仅从1994年以来的5次集中行动，中国就收缴非法书刊6000万册，收缴非法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1．4亿余张，取缔非法出版物市场和摊点3．3万个，查缴非法光盘生产线90条。这是世纪之交，我们党和政府为保护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开展的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在与黄毒和盗版这一世界性顽症的斗争中，中国的“扫黄打非”在11年的“拉锯战”中排除万难，顽强推进，让世人由此看到我们的国家意志、政府能力和民心所向。
　　一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
　　1989年6月，邓小平同志希望，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立以后，“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
　　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初步进展，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生产力从僵滞走向解放，神州大地“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同时，某些早已绝迹的社会丑恶现象，如制黄、贩黄、卖淫、嫖娼等，也沉渣泛起。特别是国门打开之后，在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境外一些淫秽色情出版物、一些腐朽糜烂的意识形态也渗透进来。黄毒的滋长蔓延，严重危害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对此，一些家长、老师和社会有识之士痛心疾首。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负老一辈革命家的重托，不负全国人民的厚望，针对当时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大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四大上回顾这段工作时指出：“十三届四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党中央全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纠正‘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现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江泽民总书记还多次阐述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1989年8月24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电话会议。“扫黄”这个词语，第一次见诸全国报刊。会议提出，清理的重点是取缔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的出版物。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务必体察民意，顺乎民心，充分认识黄色书刊、音像制品的危害性和“扫黄”的必要性，态度坚决、毫不手软地把这件事情抓好。
　　当年9月，中央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浙江、海南4省“扫黄”工作座谈会。针对沿海地区一些城镇走私、制作淫秽录像和书刊，祸害全国的情况，中央决心重点突破，查堵“黄源”。新组建的全国整顿清理书报刊及音像市场工作小组（后来简称为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向4省派出联络组，调查摸底，督促检查。
　　在1995年初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总书记在谈到促进文化繁荣和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问题时指出，中央认为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市场的繁荣，要有管理来配合和保证。要继续抓好“扫黄”、“打非”。对于那些采取各种借口明里暗里庇护社会丑恶现象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揭露和查处。
　　1995年11月21日，苏州市一位工薪阶层的中年女职工向市委书记写信，反映16岁的儿子在家用电脑偷看黄色数码激光视盘（VCD），含泪控诉这些VCD的制作者——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全国“扫黄”办《快报》迅速刊登了这一信件，中央领导同志对这封“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心声”的来信给予了高度关注。12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这位母亲的控诉信，标题是《一位母亲强烈呼吁：“扫黄打非”不可手软》。来信犹如巨石击水，在全国引起空前的反响。许多读者奋笔疾书，要求严惩制造和贩卖精神毒品的不法之徒。案件的主犯、苏州宝碟公司副总经理卜兴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
　　据全国“扫黄”办的同志介绍，“扫黄打非”斗争开展11年来，中央领导同志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和批示，为“扫黄打非”斗争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有时一宗要案，就有数位领导同志批示。今年以来，批示就有31次。
　　从1995年至今，“扫黄打非”工作连续6年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年度工作要点，连续6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而且分量越来越重。今年3月九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出：“整顿娱乐、音像和书报刊市场，加强文化市场管理，继续开展‘扫黄打非’斗争，严厉打击盗版活动。”
　　也是从1995年开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连续6年联合转发文件，部署全国“扫黄打非”集中行动。在近5次的集中行动中，全国查处非法出版案件1．4万起，有6536名从事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的不法分子被依法判处各种徒刑，行政处罚1．2万人。
　　一项事关国家大局的政治斗争
　　1995年冬，市场上发现一本非法出版的坏书《奇异的性婚俗》，此书严重违背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亲自主持会议，部署查处工作，要求作为“扫黄打非”集中行动的一个特大案件来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就查处该书发出紧急通报。案发仅4天后，首犯陈建国即被抓获，随后其他5名案犯全部落网。该书在5天内即被收缴过半。
　　对一本非法出版物兴师动众，决不是小题大做，而是高瞻远瞩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全力维护全国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社会心态的祥和。实际上，“扫黄打非”决非仅仅是出版、文化部门的事情，而首先是一场政治斗争。非法出版活动常常与偷税漏税、行贿受贿、伪造公文公章、黑社会、走私、敌对势力的渗透等相联系，是一种综合性犯罪。“扫黄打非”事关社会稳定、青少年身心健康、经济秩序和国际形象，需要从政治上着眼，高度重视。
　　1996年12月30日，广东、湖北等7个省的三级有关负责人曾被约请到北京参加一个特殊的“谈话会”。因为这些省的某些地区和市场，已经成为祸害全国的非法书刊和非法音像制品集散地，成为“黄”和“非”的源头。中央领导同志在谈话会上措辞严厉，要求限期整改，使与会者受到极大震动。会后，广东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亲赴粤东潮阳市督阵，在3个月内挖出7条非法光盘生产线；湖北武汉武胜路书刊市场、湖南长沙黄泥街书刊市场、山西临汾非法教辅读物市场、山东阳谷非法书刊市场、郑州违规开办的“第二图书城”、浙江义乌违规的挂历批发市场等均被关闭或取缔。这种“谈话会”形式以后还曾使用，成为“扫黄打非”攻坚战的一记重槌。
　　对于非法出版活动，原来行政法规最重的处罚只是吊销营业执照，致使一些不法之徒“享受到贩卖毒品的利润却没有贩卖毒品的风险”。针对非法出版活动的猖獗势头，1998年12月，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下，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王茂林主持有十几个中央部门参加的会议，专题研究充分运用法律武器，依法加大刑事处罚力度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而增强了运用《刑法》打击制黄、贩黄、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的可操作性。对于那些内容虽不“黄”不“黑”但未经批准的非法出版物，此次司法解释也已明确：情节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可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司法解释的出台，给非法出版活动一个极大的震慑。
　　1999年，配合全国取缔“法轮功”的斗争，3起迄今全国最大的非法出版案被查处，涉案“法轮功”类图书779万册、音像制品498万盘、非法经营额逾亿元，堵住了邪教迷惑众生的重要源头，摧毁了“法轮功”非法出版产业，同时向人民揭露了李洪志及其“法轮功”组织非法聚敛钱财的贪婪嘴脸。
　　“扫黄打非”斗争的深入开展，在国内外都产生积极的影响。1996年在中美关于知识产权谈判的磋商期间，中国打击音像制品盗版侵权工作以无可辩驳的辉煌实绩，有力地证明了我国保护知识产权所做的巨大努力。
　　一个文化大国的世纪方略
　　11年风雨兼程的“扫黄打非”斗争，使“扫黄”成为新闻媒体上使用频率最高的10个词之一，还作为新词收入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我们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动体现。
　　对于“扫黄”，人们容易取得共识，但一些人对打击盗版的意义估计不足。消费者用盗版品的确省钱，殊不知，这里省掉的是著作权人的知识产权，牺牲的是一个国家和全人类的知识创新能力。因为一个国家科技和经济的进步，不可能单纯凭借引进和摹仿来实现，更不能靠盗版。据了解，国产WPS系列产品已超过2000多万用户，可零售正版才40万套。如此微薄的收益，如何去与财大气粗的美国微软WORD产品竞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扫黄打非”是科技和文化创新的保障，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前提。
　　有这样一组数字：占世界人口10％的发达国家生产出世界出版物的90％。我国最大的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可供应图书十来万种，美国网上可供应图书130万种。从境外非法流传进来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不是代表当代科学文化最高水准的智慧结晶，而恰恰是西方文化的糟粕。这样的文化垃圾在潜移默化中影响青少年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令人忧虑，催人警醒。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扫黄打非”不仅是为了我们的民族科技文化产业，更是为了维系和呵护我们的民族精神。
　　“扫黄”开展之初，中央就反复强调，一手抓“扫黄打非”，一手抓出版事业的繁荣。目前，我国有VCD机2500万台、多媒体电脑近1000万台，如果按每台机器每年配备20张光盘计算，就需要7亿张光盘！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可喜的是，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等地都已经建立了利用被查获的地下光盘生产线建设的国家光盘生产基地；一批国家重点音像工程已经启动，如少儿百科、动画工程、三辰影库、中国京剧音配带精粹等；《汉语大词典》、《中国通史》等传世之作陆续问世，《中国大百科全书》已推出光盘版……
　　今年2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我们欣喜地看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和重视的“扫黄打非”斗争，以及精心组织的一系列文化工程，就是落实这“三个代表”的一项利在当代、泽被后世的德政，是为我们这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筹划的世纪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