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的“人民战争”——“扫黄打非”11年特别报道之二 [复制链接]

第5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新时期的“人民战争”
　　——“扫黄打非”11年特别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杨振武 卢新宁 祝华新
　　1997年4月，全国“扫黄”办接到广东的一个长途电话，一位举报者声称要举报地下光盘生产线，询问能否得到奖励。“扫黄”办的同志答复说：“如果你举报的情况属实，那就是对国家作出了贡献，奖金兑现。”几天后，举报人来到北京，画出广东某市一座废弃工厂中潜伏生产线的位置图。据此，警方一举查获4条非法光盘生产线。根据举报一条非法生产线30万元的奖励标准，举报人提走总数120万元的奖金。
　　“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制度，1996年9月由广东率先提出并实施。当年的冬季集中行动，不少地方就借鉴了广东的经验，直至今年由财政部、全国“扫黄”工作小组、公安部、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联合颁发的全国举报奖励办法正式出台。据了解，迄今为止破获的90条地下光盘生产线，大多是群众举报的线索。
　　设在新闻出版署大院内的全国“扫黄”办，是全国“扫黄”工作小组的办事机构，具体负责联系中央有关部委、协调各地“扫黄”办的工作，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然而，面对近年来淫秽、违禁和非法出版物已呈团伙化犯罪的严峻形势，“扫黄打非”始终保持了强大的攻势，这就是：各部门齐抓共管，各地区联防协作，唤起万千民众，打一场新时期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
　　从查禁盗版到整顿印刷企业
　　武汉有两条全国闻名的街道，一条是汉正街小商品批发市场，至今还红红火火；一条是武胜路书刊市场，在90年代中期曾经是全国最大的非法书刊集散地，年销售额达到数亿元。
　　在武胜路，1996年登记在册的书刊经营户有249家，周围还活动着几百家无证经营户。不法书商一旦在全国市场上发现书刊销售热点，就购买样书，以惊人的速度盗版。从鲁迅、巴金的文学经典，到影视明星的畅销自传，乃至香港的色情杂志，都有人盗版或走私。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联手运货，将非法出版物分散藏匿于几百个地下书库。
　　从90年代初开始，武胜路连年被列为全国“扫黄打非”重点，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到1997年初武汉市下令转为经营文体收藏品，仍然没有打破非法书刊“产供销一条龙”的地下网络。1998年初，武汉市痛下决心，武胜路市场被彻底关闭。
　　武胜路的教训提示人们，对付非法出版物，只抓少数摊点和游商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堵源截流、破网端窝。水龙头关不紧，地板是怎么也拖不干净的。那么，如何拧紧“水龙头”？
　　首先是盯牢正规的出版社。为了防止一些出版社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为不法书商开方便之门，1993年10月，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出《关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以后又一再重申有关规定，查处买卖书号的行为。1996年的全国大案、违禁图书《绝代天骄———鹤唳长空》就是不法书商以1．5万元的价格向四川某家出版社买下书号，并由出版社为书商开出排印单和发行委托书。结果，该出版社被停业整顿。今年，新闻出版署又对卖书号出版违禁图书《新官场秘经》的改革出版社进行了停业整顿。
　　再就是管住印刷厂。目前，我国中低水平的印刷能力明显过剩、生产任务严重不足，许多无证无照、家庭作坊式的印刷厂，乃至某些正规印刷厂，常常接印非法出版物。1999年，“扫黄打非”集中行动的重点之一就是清理整顿印刷业，至今，全国已取缔无证无照非法印刷厂3723家，查处违规违法印刷案件1167起，压缩不符合条件的印刷单位3万多家。
　　从收缴光盘到深挖地下生产线
　　清剿淫秽和盗版的数码激光视盘（VCD），是11年“扫黄打非”斗争中力度最大、难度也最大的一场“拉锯战”。佩戴臂章的管理人员在街头巷尾没收淫秽和盗版光盘，是人们对“扫黄打非”最直观的印象。其实，收缴市面上的黄色和盗版音像制品，乃至1995年一次全部关闭3000家营业性激光视盘故事片放映厅，都只是治标的措施，深挖非法光盘生产线才是釜底抽薪之举。
　　1995年苏州宝碟激光电子有限公司制作淫秽光盘的问题被揭发后，国家毅然吊销了宝碟公司等7家从事制黄贩黄或侵权盗版的正规光盘复制企业，并向其它获准重新登记的所有光盘复制厂派驻监督员，推行光盘复制识别码制度。这些措施，有效地解决了合法复制企业生产盗版光盘问题，但光盘盗版活动很快转入地下。一些不法之徒从境外走私生产线，以注塑机、模塑机等为名，千方百计闯关、骗关，甚至从境外聘请技师来指导地下生产线的安装运营。
　　光盘生产线体积很小，仅需几十平方米的房间，不易被发现，广东番禺的海滂村就是一例。这是一个交通便利又相对隐蔽的村庄，地下生产线实行全封闭式管理，生产人员不得擅自外出。母盘的提供及制成品的外运、销售等都采用单线联系。一条生产线，快则3秒、慢则5秒就生产一张光盘，日生产能力一般在1．5万至3万张。每张盗版盘可赢利几元钱，一开机就好像是在印钞票！巨大的利润诱使不法之徒铤而走险。
　　广东“扫黄”办的同志曾经感叹，他们一年中在市场上以“地毯式检查”收缴的光盘数量，还不及一条地下生产线一年的产量。也是在情急之下，逼出了重奖举报这一招。仅1996年冬天到1997年春天，各地就破获49条地下光盘生产线。全国“扫黄”办的同志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仍然兴奋不已：“那时候，差不多每天都传来破获地下生产线的消息！”
　　深挖地下生产线，使那些不法商人惶惶不可终日。但犯罪分子并不甘心失败，在祖国大陆周边地区安营扎寨生产，虎视眈眈要把非法光盘倾销过来。于是，海关被推上了“扫黄打非”的前哨，任务是炼就一副火眼金睛，识破和堵住走私光盘。
　　从1997年开始，全国海关系统先后组织了4次“扫黄打非”专项斗争，下力量侦破走私盗版光盘的种种新伎俩，如暗格藏带、水下拖带、海上过驳等。首当其冲的广东省，集8个海关、18艘缉私艇、62艘摩托艇之力，浩浩荡荡在珠江口及附近水域巡逻，织就了一张严密的法网。仅去年6月到10月，4个月的时间就查缴走私盗版光盘1822万张。
　　从文武配合到地区联防
　　全国“扫黄”工作小组可能是联系中央部委最多的机构之一，成员包括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文化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铁道部、交通部、海关总署、民航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4个部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有这么多部门参加，“扫黄打非”雷声大、雨点也大。每一次的集中行动，都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坚战，引发一场令制黄、贩黄和非法出版者闻风丧胆的风暴。
　　全国“扫黄”办主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桂晓风感慨万端地说：大家都觉得近几年的“扫黄打非”有力度、有声势，其实，这“力度”来自各部门协同特别是政法部门的积极参与，这“声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新闻媒体的宣传。
　　1999年9月19日番禺海滂村查获的那条地下光盘生产线，次日突然被20多人私自拆下封条强行运走。不法之徒如此猖狂，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领导震怒了，立即指示广州市和番禺市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全力侦破。警方穷追不舍，地下生产线失而复得，运回广州封存。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主要案犯均被抓获，得到应有的惩罚。有四面八方的理解和支持，谁胆敢向“扫黄打非”工作挑衅，顶风作案，绝不会有好下场。
　　新闻媒体的“文戏”，则对卡通新片《宝莲灯》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这部国产大片上市前，上海市版权局和上海反盗版联盟就与有关电影厂和出版社共商反盗版对策。沪上新闻媒体相互配合，严厉查处盗版《宝莲灯》音像制品的各种消息频频见诸报端，使那些暗蒙觊觎之心的奸商望而却步。正版《宝莲灯》制品的销售量明显上升，影片票房收入在短时间内超过千万元。
　　一些出版社也不甘落后，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热情空前高涨。商务印书馆指定专人负责打击盗版。著名的《现代汉语词典》修订版和《新华字典》盗版数与正版数几乎持平，虽然目前只追回盗版民事赔偿120多万元，但对这家百年老店来说，已是一个了不起的开端。
　　非法出版常常是跨省作案，查处的难度越来越大。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扫黄打非”也在全国范围内整合资源，跨省联防渐成气候———
　　上海、浙江、广东、福建、海南和广西签署协议，建立“东南海防工程”，每年轮流牵头召开一次联防工作会议，决定区域性的集中行动和专项治理行动。对于跨省案件，收到协查通知书的省份必须在2天内派专人查办；并在7日内向委托省份反馈查办情况；各省设立联络员，负责接待异地办案人员。
　　河北省推出“护城河工程”，把整顿当地文化市场提升到协助维护首都稳定祥和的政治高度，省委、省政府负责同志就此与各地负责人签订责任状。每年“扫黄打非”专项经费都在百万元以上。1994年8月，河北300余名公安干警，以突然袭击、全面包抄的方式，将冀中白沟镇60多家不法经营摊点全部查封，在对违法犯罪分子公捕大会上焚毁了22万盘淫秽色情和其他非法音像制品。白沟的这把大火，成为全国“扫黄打非”的经典性场面。
　　1999年1月，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海关关长各带一班人马，在深圳举行了粤港反盗版合作首次会晤。两地唇齿相依，联手遏制跨境盗版活动已是势在必行。他们商定，先进行经验、情报交流及人员培训合作，再逐步建立更有效的行政互助。据了解，粤澳及粤港澳三方反盗版会晤也在筹划之中。
　　还有，以出版物集散地徐州为中心的五省二市联防，早在1991年就已启动，每年召开一次协作会议，今年召开的是第二轮联防的第二次会议……
　　在神州大地，“扫黄打非”行动接连不断，要与非法出版的犯罪势力长期地、不屈不挠地较量下去。
　　文化卫士的侠骨柔肠
　　这是一场席卷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各行各业的“人民战争”，中国百姓为“扫黄打非”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各地“扫黄打非”专业队伍中的文化卫士。在他们当中，有的人曾经装扮成书商暗访黄色和盗版出版物的“重灾区”，掌握第一手材料。有的一周内收到数十封匿名恐吓信，有的被不法之徒打断肋骨、鼻梁骨，还有的积劳成疾昏厥在工作现场。他们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以大无畏的精神，为捍卫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环境，效精卫填海、杜鹃啼血。
　　1999年春节，在全国“扫黄”办给各省“扫黄”办的慰问信中，有这样两段话让大家至今仍然感念不忘：
　　“‘扫黄’工作固然使我们经受了可能是许多人没有经历过的艰辛和磨难，也使我们得到了许多人不曾得到的锻炼。沉重的担子、挑战性的工作，近乎苛刻的要求，强迫我们动员全身心的力量，开发潜能，淋漓尽致地发挥聪明才智，加速成长。
　　“我们固然付出了许多同志或许不曾付出过的代价，但我们也见识了别人不曾见识过的可能是令人永生难忘的场景，亲历了波澜壮阔的里程，体验到和平时期一般人不易体验到的战斗豪情和战友深情，获得过不是所有同志都能获得的成就感和殊荣。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幸运。”
　　这封信出自全国“扫黄”办主任桂晓风的手笔。他说自己是有感而发。实际上，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群群侠骨柔肠的文化卫士，当代中国人精神的天空才更加晴朗。
　　解放初，人民政府彻底取缔妓院和反动会道门，为年轻的新中国净化了社会风气。今天，在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的历史时刻，“扫黄打非”也必将改善全社会的文化氛围，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
　　广州销毁盗版光盘的现场。新华社记者 陈学思 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