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集团的恶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胡风集团的恶行
　　魏金枝
这四五年来，我常常这样想：胡风的问题，决不只是什么文艺思想上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又说不上来。这次舒芜的揭发，使我对胡风反党集团的概念立刻明确起来了。
我和胡风认识，是在抗战以前；可是和他在思想上相接触，却在解放以后。解放后，上海文协在文汇报上办了一个“文学界”副刊。在这副刊上登了一首冀汸的诗。读者对这诗有意见，纷纷来信。读者既然有意见，编委会自然得表示态度。当时编委都提了意见，托雪峰去写。写好了，又交胡风去看一下。胡风不看犹可，一见“损害”了他的喽罗，便大发雷霆，拿起红笔，在文稿上打了十七八根大杠子，胡风为了维护他的集团利益，其横暴真比军阀统治还要厉害。
在批判“武训传”的时候，胡风集团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展开猛烈的进攻：一方面叫张禹接连在文艺报投稿，一再要求上海文艺工作党的领导同志作检讨；另一方面，其他的胡风分子就在上海鼓动反对文艺工作党的领导同志；他们竭力打算把这场严肃的思想斗争，变为对文艺领导同志的人身攻击。
那时上海文联为了使全体文艺工作者能在这次批判中提高思想水平，动员进行学习。这就触怒了胡风反党集团，便有罗石等人出来反对。
“文学界”的执行编委梅林，便将这两篇反对学习的文章，登载在“文学界”上。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武训这个人，早由鲁迅先生作了定评，学习是多事。而且说，这是把编制者和审定者自己的责任硬套到大家的身上去。编委们对这事很不满意；梅林不但不接受批评，而且还打算将罗石的反批评文章再发表。要不是“文学界”停刊，这篇错误的文章就一定会发表了。
总之，凡是文化界展开一次思想批判，胡风集团就要大肆活动，抓住某些借口，夸大某些工作上的缺点，来达到攻击党，争取人的卑鄙目的。在批判“武训传”的时候如此，在这次检查文艺报工作中，胡风反党集团的阴谋也是如此。
“文学界”停刊后，文协常委会又提议出一个指导青年的文艺刊物，指定我主编，但仍请梅林做编委。可是他决然拒绝了。另有些人，感到这刊物不能让胡风派为所欲为，也表示怠工和抗拒。这个青年文艺刊物，到底因为胡风集团的破坏而流产了。胡风集团所需要的是能够发表其荒谬言论的刊物，即使像“时事新报”那样龉龊的副刊，他们也可以降格以求，但对于文协所办的刊物，可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刊物，却不愿合作，而要多方拆台。从这里看出胡风的反党集团如何横行霸道，危害着新文艺的成长。他们作的恶还算少吗？
正当北京要进行文艺整风时，胡风跑到上海来了。据胡风自己说，他是来参加上海文艺整风的。可是天呀，他哪里是来参加文艺整风的，他一方面到上海来是避风，一方面却是到上海来整别人的。在那一次动员会上，我亲眼看见他悠闲地坐在会场的进出口边，一会儿给他的集团分子指手划脚指示一通，一会儿到走廊上去喝喝茶。
至于在小组会上，胡风面孔还要悠闲得多。碰上他来了兴，他就发挥他的“宏论”，就是那套自我扩张，也就是自我改造的老调；一方面是夸示自己，一方面用以教训教训别人。当时我们的警觉性实在太不高了，虽然感到这个人死样怪气，但没有看出来他正是借整风之名，在散布资产阶级的恶风！
在十多次小组会上，胡风这个独往独来的“显贵”只来了三次。
我是这个组的小组长，组里有这样一个吊儿郎当的组员，当然要去问问他为什么不来开会。据秘书说：胡风已经在写检讨，很忙。既然很忙，自然只好格外容情，让他要来则来，不来则罢。然而一天两天过去了，一星期两星期也过去了，既不见胡风的影子，也看不见胡风的检讨书。只是听说胡风的检查报告已经写了一万多字，还没有写完，于是自然只好再等。但胡风这个检查报告，实在写得太长了，以至于文艺整风宣告结束，甚至在文艺整风的总结大会上，还没见到他的检讨书的一个字。后来连胡风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原来所传胡风在写检讨书，不过是一个掩护，玩弄他的金蝉脱壳之计！
胡风上哪里去了，胡风上北京去了！
胡风虽然上了北京，胡风在上海的那批喽罗，在上海活动得更厉害。胡风在党内有他的代理人，由于这个代理人刘雪苇的大力组织，大批地吸收了胡风分子进入了新文艺出版社。这时，上海文艺界便流传着“头顶刘雪苇，脚踏新文艺”的口号。因为我说过鲁迅先生也赶过任务的话，胡风的喽罗张禹，就著文反对，以至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因为雪峰把鲁迅先生的思想分为前后期，胡风在上海的骨干之一——耿庸，就无理取闹地硬说鲁迅先生一开头就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文艺月报”登载了别人批评的文章，胡风分子顾正南来信质问“文艺月报”，说“文艺月报”没有登载他的拥护耿庸的文章，还直接向中央宣传部告状。这就是为什么胡风在他的意见书附件中所以主张要把“文艺月报”一并取消的主要原因。
我们过去太麻痹，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常常把某种颇为重要的东西忽略了。不但忽略过去，而且还找些毫无根据的理由，来掩护自己的疏忽。由于这次胡风问题的讨论，到底使我想起了好多胡风以前的恶行。现在择要附记在这里，以便作为讨论胡风问题的参考吧！
那是抗战以后，胡风回到上海的时候。胡风为了恢复他的“希望”曾经公开地招收过外股。这批招收来的外股，数目究竟是多少，我们外人不得而知，可是根据我们了解，自从“希望”停刊以后，胡风却不曾清理过。假使“希望”能真正为人民和革命服务，我不想提出这个问题来。但胡风的刊物既不为人民和革命，那就很有“市侩”们欺诈取财的性质，我就非得把它提出来不可。
比这更早一点的时候，那时胡风已回到上海，雪峰却还留在重庆。有一天我碰到许广平先生。许先生就和我说起雪峰的近况。说到雪峰好些不是的地方，说是胡风告诉她的。后来雪峰回到上海来，我看他还是从前的样子。而胡风也还是常到雪峰住的地方去，看样子还是有说有笑的。这不是胡风从中挑拨离间么？这样阴险的人，还有一点起码的道德吗？
我来回忆这样的许多往事，实在非常痛苦。作为一个人，一个文艺作家，他的重要的任务，是在于怎样提高自己的各方面的修养，能够更好地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但是胡风的处心积虑，却是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而其唯一的目的，就是建立他的不可告人的集团，说来实在叫人愤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