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 [复制链接]

第11版(学术动态)
专栏：报刊文摘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化
　　夏振坤、张艳国在《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文中提出，讨论儒家经济伦理同现代化的关系，应立足于四个层面。第一层面，原型文化母体与现代化的关系。文化母体对现代化进程快慢的影响，除了本身的因素外，还决定于经济、社会方面的背景，而且后一方面（尤其是社会制度）往往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层面，任何一种文化母体，对现代化来说，都有精华和糟粕两个方面，只是在比例上存在谁多谁少的差别。对于精华内容来说，是否有利于推进现代化，还要看历史发展所提供的机遇。比如，香港、新加坡、韩国、我国台湾省等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就是先有“机遇”然后才发生文化的重塑，最后才出现了东方现代化模式。第三层面，即使是“精华”原体，也不是现代化本身，而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延伸、蜕变而成为新的文化形态。第四层面，即使是历史上曾经表现为“糟粕”的文化内容，也不必全盘否定，在“精华”的主体地位确定之后，将“糟粕”加以改造，仍可在一定范围内发挥其有利于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例如，“乐天安命”思想，从总体上无疑不利于积极进取，但在社会矛盾剧烈化时，运用得体，却可缓解社会冲突，保持社会稳定，为社会发展创造积极的条件。
　　（摘自《经济评论》二○○○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