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词七大怪 [复制链接]

第5版(大地周刊)
专栏：直言录

　　歌词七大怪
　　孙焕英
　　今日之歌词，不少怪诞不经，其怪有七。
　　第一怪：游戏任意，规则不再。歌词作为语言艺术，必须讲语法、文法和章法。名词动词，搭配合理；主语谓语，连接有序；比喻要贴切，夸张有效果。像“朝花夕拾杯中酒”、“真真情情爱不够”、“最伤最痛的结果”一类歌词，有谁能够说得清楚他们遵从的是什么游戏规则？
　　第二怪：思维混乱，胡言一派。比如，在今年春节中央电视台的晚会大餐中，有两道歌曲大菜，一曰《今宵久久》，一曰《龙禧千年》。不必再看内容了，只见歌名，就让人们如坠雾中。
　　第三怪：古今杂交，文白两败。一些歌词玩家，本来对文言、对古典诗词是半瓶子醋，偏要晃荡着向外倒，就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卖弄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来显示自己学识丰富一样可笑，什么“殇情暗徘徊”、什么“唯苦良心在”、什么“天降仇敌忾”，不文不白。
　　第四怪：二律背反，又里又外。如电视剧《胡雪岩》，胡本来是一个妻妾成群的商海巨贾，而歌词中的形象却是一个淡泊、宁静的隐士，被描绘成“夙愿扁舟寒江钓，风掠须发白”似的飘逸。
　　第五怪：大话廉价，侃讪贱卖。中年人还都记得，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新民歌运动”，以及那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所谓“民歌”。今日词坛，似有魂兮归来之势。
　　第六怪：逃避现实，自恋自爱。躲开改革开放的大潮，钻进死寂的港湾，伤春悲秋，无病呻吟。此类歌词，可谓“小女人鼻涕散文”的姊妹艺术。
　　第七怪：还需要指出的是，“文革”虽过，遗风尚在。“文革”中歌词异化，一是非形象化，概念化，歌词成了教义；二是非格律化即散文化，如所谓“语录歌”。今日词界，仍有这些遗痕。比如今天的爱情歌曲，很多歌词根本无形象可言，这实际是一种“新概念化”。今天，爱情歌曲多了，而像《教我如何不想她》、《要打鬼子顾不了她》这样具有鲜明形象的歌词却少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诸多文学体裁，都曾有过兴衰，惟独歌词，一直兴旺发达。可以说，我们语言的开始和文学的发端，便是歌词。歌词，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中国歌词如此辉煌的成就，也是其他任何国家所罕见的。难道这条长河，到了我们这一代，要遭到污染变臭，甚至干涸断流的厄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