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的焦虑 [复制链接]

第6版(文学之页·读书天地)
专栏：论著简评

　　影响的焦虑
　　王干
　　一贯以涮人为己任的王朔这一次自我开涮了一通，新千年之初他在题为《我看王朔》一文中，一一交代自己作品的出处，尤其说自己深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他说他受过雷马克、海明威、海勒等人的影响，有的小说简直就是他们的作品的“中国版”，甚至说自己的“《痴人》是对一部保加利亚小说改头换面的抄袭”。
　　王朔的话够坦率的，他说出了很多中国作家不想说也不敢说的话。连王朔这样被称作“京油子”（贬者）、“新京味文化”（褒者）的“本土”作家，也如此强烈地受到国外作家最直接的、最赤裸裸的影响，其他的以“译文体”而活跃文坛的作家就可想而知了。
　　一个作家的创作受到另外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很正常的，并不是件什么可耻的事。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总是产生在“巨人的肩膀上”，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受到国外诸多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更是在世界文学的大环境中发展、生长起来的。“五四”新文学的产生，与来自异域的思想、文化的冲击紧密相关，翻开“五四”新文学的著名作家的履历，不出国门而能领潮头之先的作家极为鲜见。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闭锁的国门重新打开，封闭已久的国人如饥似渴地引进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中国作家以惊人的速度“赶超”世界文学，用评论家的行话便是：他们用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文学一百年的进程。
　　这种“走”，不是漫步、散步，而是比赛似的“竞走”，一潮接一潮，一浪接一浪，在貌似“创新”的旗帜下对西方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品进行大胆的模仿。八十年代中期有两部很叫红、很新潮的小说，一部叫《我别无选择》，一部叫《无主题变奏》，都有其“母本”。前者的意念出自《第22条军规》，后者的情绪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惊人相似。莫言说他在写作《红高粱》之前，曾接触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寻根派”文学的作用更是有如模型一般。九十年代起步的青年作家，几乎没有人没有读过博尔赫斯的小说，更有人虔诚地对博氏的小说进行临帖式的写作。
　　因而，孙维新、吴文智两位主编的《20世纪影响中国的百部文学名著提要》（漓江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出版便有着特别的意义。这本书并不是学术性特别强的研究著作，虽然只是一种“提要”，却有着丰富的信息量，具有文化史的价值。第一，书目本身的筛选便是一种价值观，它是建立在“影响中国”这样宏大主题之下进行的，是“影响中国”而不是“影响中国文学”，可见编选者的眼光已超出了文学的范畴，而是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视野来考虑问题。第二，它截取的时间是二十世纪，虽然文学的影响是难以完全以时间来划分的，但一百年的时段是可以纵向思考一些问题的，特别是鲁迅的《野草》、曹禺的《雷雨》这样一些本是受到象征主义文学、易卜生戏剧影响的作品，也收入其中，便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历史纵深感。第三，“提要”本身虽然也会造成对原著精神的一种“阉割”，就像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误读一样，但“提要”是由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和学者来撰写，因而就保持了一定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使得我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掌握和了解到受影响者（或曰模仿者）是怎样误解并进行解构的。
　　在新千年之际，读到这样一部内容丰富、轮廓清楚的“提要”，让我在回顾“历史”的同时，还好好地伤感了一把。那些熟悉的篇目，像青春时的纽扣一样，在我手中悄然滑落，当年阅读时的兴奋难以找回，我居然像个历史老人在谈论她、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