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遭遇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我们的遭遇
　　徐静　吕仕贵
我们都是一九五四年暑期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制造系锻工专修科毕业生，学的专业主要是锻造工学、冷冲压和车间设备。我们被分配去的工作单位是建筑安装局管道工程公司（过去属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建筑安装局管道工程公司，顾名思义，它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安装上下水道和暖气通风等管子，不用说，分配一个学锻工专业的人到这样的部门来工作，是很不对路的。特别是从我们被使用的情况上看，更不合理。但我们提了许多意见都没有用，并遭到许多无理的压制和不应有的批评。
如徐静，最初是被分配到一个附属的加工厂。这个加工厂，当时只有两台车床，却已有三名金属切削专业的毕业生，三名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连他们都是由于无处安插而改了行的，当然，徐静这个学锻工的到这里来就更无事可做了。如此，她又被派到人工弯管组。这以后，便做了这样的一些具体工作：替水暖工借工具，给材料组催煤炭，检查管子上是否有裂纹等等。一九五四年十月，人工弯管组是连这类的事情都没有可做的了。无法，徐静只好又回到室内帮助别人刻刻蜡纸，或给工会写写标语。因为一般人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有事做总比没事做好些。可是时间一天天过去，总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徐静便向领导方面提出了意见。但领导方面说这是“工作需要”。这很使人想不通，因为明明有许多学别的专业的都改作锻工，而我们学锻工的在这里却又改了另一行，难道这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么？这还不算，更使人想不通的是：等到一九五四年十二月，领导方面又让徐静改了另一行，搞暖气通风。接着，公司来了调令，又把徐静调回来，改了第三个行，做上下水道施工组织设计工作。徐静因为根本不懂得这门技术，所以，终日里只好帮助旁人抄抄写写。
又如吕仕贵，开始时是被分配到工程技术科施工组织设计组，去了二十多天也没有工作。后来，公司组织了一个以李印科长为首的检查组，吕仕贵虽对管道工作一窍不通，但也被编了进去。这样，吕仕贵便跟随李印科长到吉林一带工地上检查工作去了。李印叫吕仕贵跟着他，他在现厂进行访问，吕仕贵就在旁边作记录。接着，检查组到了哈尔滨工地，李印把吕仕贵留在那里的施工技术组。当时赵琢玉组长叫吕仕贵搞业务计划。这所谓搞业务计划，其实是：当工长编好旬作业计划后，吕仕贵就去要来加以复写，然后再装订起来，分发给各工长。旬作业计划是十天编一次，吕仕贵也就十天复写、装订、分发一次，每次，只一天时间便足够了。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吕仕贵又被调回工程技术科。回科后，又叫编焊接冬训教材和编气焊质量标准操作规程。但这工作还没结束，又调到一工地。在这里，看了两星期图纸，工地主任又叫去帮助做水暖工冬训工作。六、七个月以来，吕仕贵就是这样被“东掷西抛”的。为此，吕仕贵曾经找李印谈过几次，请求调整；但李印说：“这是国家需要，你们应该服从。你们学过理化，也知道水泵，所以你们在这里不能算改行。你要求调整，这只是你的认识问题。”他并且态度十分恶劣地说：“你不但现在要在这里工作，而且将来还要在这里工作。”
对上述分配使用不合理的情况，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九日起，我们曾先后分别写信给前中央人事部、重工业部、重工业部所属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上海市人事局、建筑安装局管道工程公司人事科，最后，所有信件都转给了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可是我们等了一两个月，也没有回音。我们觉得，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对我们的来信所采取的这种拖延态度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又写信给最高人民检察院。这样，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的复信终于来了。但从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干部处给徐静的复信看，他们不但对下面分配使用干部的情况毫无了解，而且对干部采取了一种压制的态度。他们首先说：“锻工是机械的一部分，学习锻工就必须具有机械的原理，难道你连机械原理也不懂吗？现分配你的岗位也是机械的一部分，这又算什么完全大改行呢？你信内称：‘锻工专业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第一班’，那末，中国有第二个你现在工作的工厂吗？”但我们认为，机械原理这一门课程，无论是学土木、电机、机械的人都学过，因为它是一门基础知识课程，不能因为学锻工的也学过机械原理，在管道工程公司做像我们那样的工作就不算改行。特别是我们觉得，我们说“锻工专业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第一班”，和他们质问我们说，中国有没有第二个我们现在工作的工厂是毫无关系的，他们不过是在和我们发脾气，耍态度。因为他们在指责了我们的“专家思想”之后还这样说：“你每次信内都是质问、命令的口气，这样就能使组织按你的意见处理吗？我们很知道干部问题是我们应负的责任，有真正学用不一致者，我们会调整的；但对那些强调学用不一致者，也决不能因见到几次质问、命令的信件，即给以调整。”请问，这不是和我们发脾气、耍态度是什么呢？
这还不要紧，更严重的是，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管道工程公司根据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干部处给徐静的这封回信，还用三位经理的名义发了一个通报。通报说：从上级机关分配到管道工程公司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大多数认识了统一分配的精神，但也有个别的人，对统一分配的原则认识不足，所以就不安心工作，成天喊“学用不一致”啦，“我所学的专业与管道专业结合不上”啦，“分配不妥”、“使用不当”啦，等等，来解释为什么不安心工作。从上级机关分配来的吴世铭、吕仕贵、徐静等就是比较典型的。所以公司决定将吴世铭、刘波二同志送回上级机关去，并建议根据他们的错误程度给予适当的处分。同时认为徐静的思想是最突出的，所以通报说，由上级机关统一分配来的大专毕业的同学应引以为戒，如在思想上有同徐静类似的思想情况，应赶快克服。
这个通报除由团委书记于浩在特别召开的一次青年大会上宣读过外，团委副书记隋清池在讲团课时还强调说，要回本行去工作的人是一个“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原则问题”，是“个人主义”，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问题”。他还说：“高尔基以前还给人家看过门，……改行又算了什么！”此外，团委书记于浩还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他说：“你们要回本行去，假如现在思想转变过来了，我们可以请你们在大会上来一个报告，谈谈转变过程（即如何树立改行思想），借以教育大家；否则，开会由大家‘帮助’你们。”我们为了把问题弄清楚，看看我们提的意见是否有错误，曾找党委书记王训友谈过话。但他说：“要求回本行去，这主要是认识问题。”他并说：“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给你们的回信说得好，学过机械原理的人，原理一通，一通百通。”
以上遭遇，都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合理使用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社论以前的事情。这以后，团委会为继续解决在学用一致上的“认识问题”，还由团委副书记隋清池主持，举行了几次座谈会。但座谈的目的不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解决公司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而是为了继续批判我们的“个人主义”。
我们认为，这一系列的作法，都是错误的。当然，这一系列的错误的作法，也是和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干部处给我们的回信分不开的。我们觉得，我们有要求合理使用我们的权利，我们受到无理的批评和压制是完全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