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史实评说——写在瞿秋白同志就义65周年之际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让史实评说
　　——写在瞿秋白同志就义65周年之际
　　孙克悠
　　我景仰的瞿秋白同志就义65周年了。翻着案头《多余的话》，回想22年前我对他被捕问题的复查工作，纵观这位历史巨人光辉而曲折的革命生涯，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一、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复查缘起
　　“文化大革命”前，党中央对瞿秋白同志有过三次评价。第一次是在1945年4月20日，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1935年6月，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第二次是在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同志为《瞿秋白文集》题词，全文如下：“瞿秋白同志死去15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文化事业方面。”第三次是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就义20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瞿秋白遗骨从福建长汀迁至北京的安葬仪式。周恩来主祭，董必武、陆定一等陪祭。陆定一当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瞿秋白生平的报告。陆定一在报告中对瞿秋白同志对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总结，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报告全文刻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瞿秋白同志的墓碑背面。
　　瞿秋白同志被捕后身份未暴露前，在狱中，曾以非党群众医生“林琪祥”的名义写过两份要求保释的“呈文”，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采取的欺骗敌人以求脱身的策略。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别有用心地诽谤瞿秋白同志以林琪祥为化名的“呈文”和《多余的话》是他“自首叛变的铁证”，“出卖我党我军重要机密”、“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从而把瞿秋白同志说成是“叛徒”，对他进行政治诬陷，以至于掘墓扬灰。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首要任务就是查处受“四人帮”迫害的中央领导人的大案，为他们平反昭雪。为此，中纪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我当时任中纪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第八专案组组长，负责复查瞿秋白同志被捕一案。曹瑛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秋白同志复查组的工作。
　　50年代我曾读过《赤都心史》、《饿乡纪程》等瞿秋白同志的遗著，对他的才华和业绩略知一二，非常崇敬他，为他的遭遇和冤屈鸣不平，为他的英年早逝深感惋惜。每次读《多余的话》，我都会凄然泪下。所以，我当时为能参加给瞿秋白平反的工作而感到荣幸。我和全组同志满怀热情，克服困难，积极工作，争取早日写出平反结论。
　　二、调查经过及结论
　　专案组于1979年6月开始对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进行复查。
　　我们在公安部、中央档案馆和南京档案馆一路开绿灯支持下，查阅了所有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遇难的材料，其中有当年在狱中对瞿秋白进行劝降未遂的战犯国民党中统局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和国民党厦门市党部书记朱培璜等的供词。在我们所查寻的档案中，除了大量文字资料以外，还有一些珍贵的照片。
　　我们于1979年7月先后到上海、杭州、常州、长汀等瞿秋白同志生活、工作和就义的地方进行调查，查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关押瞿秋白同志的所在地国民党三十六师的师长宋希濂及在狱中为瞿秋白同志看病的狱医陈炎冰同志（大革命时的党员，解放后重新入党），以及几位曾目睹瞿秋白同志慷慨就义壮烈场面的老者。我们还提审了“四人帮”有关案犯。我们曾多次邀请熟悉瞿秋白情况的人开座谈会，如在上海就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据1935年至1937年担任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的温仰春说：“福建党组织对秋白同志不幸被捕非常关怀，多方设法打听他的安危问题，从未听到他对党有什么不忠实、不利的反映。按原计划，秋白拟经福建、广东、香港到上海。这条秘密交通线没有因为瞿秋白被俘而受到破坏，一直保存到1937年底，完好无损。这一点，我完全可以负责证明。”
　　史实表明，瞿秋白同志自1935年2月24日被捕后的近四个月里，他虽身患重病，却在仅一丈见方、阴冷潮湿的牢狱中坚贞不屈，孤军奋战，击败了国民党特务的劝降，保持了一位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节。他深知，不附有条件，敌人是不会让他活着的，但他决不屈辱地求生。他非但没有变节，没有泄露党的军事机密，没有暴露党的地下关系，没有出卖同志，反而把监狱作为最后的战场，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坚决斗争。他虽受王明路线迫害被俘，却仍顾全大局，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当敌人问到“暴动”问题时，他说，几次暴动是群众发起的，党中央方面由我负责。对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劝降，他断然回答：“我青年时期已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无从改变。”他还列举大量事实，宣传中央苏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革命成果，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污蔑。
　　尽管身陷囹圄，瞿秋白同志仍不忘向身边群众宣传共产主义，争取他们同情革命、参加革命。据宋希濂说，当时，我曾就孙中山先生说的“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不适合阶级斗争学说”与瞿先生辩论。瞿先生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不彻底的革命，是个大杂烩……原上海统战部部长陈同生在其所著的《不倒的红旗》中写道：“瞿秋白同志对看管他的下级军官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蒋介石是清道夫的头子。”瞿秋白同志不愧为我党的政治理论家和宣传家。“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同志的“暴露了党的地下关系”，“泄露了党的军事机密”等不实之词纯属无中生有，恶意中伤。
　　据几位长汀县目击者述，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就义前，先到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他身着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登黑鞋，右脚斜出，充分表现出他潇洒豪迈、壮丽凄美的风采和共产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据专案组成员测量，这段路距离约两华里余，正常人中速行走约需20分钟，而身心交瘁的瞿秋白同志则至少需要双倍的时间，是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支持着瞿秋白同志。一路上，他泰然自若，手夹香烟，向围观百姓微笑告别。途中，瞿秋白同志唱着他自己翻译的《国际歌》，唱着《红军歌》，喊着“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到达刑场后，瞿秋白同志盘膝安坐在碧绿的草地上，面无惧色，向行刑者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瞿秋白同志就义前的遗像和他英勇就义前的情景撼人心弦，久久留在我的记忆中，终生难忘。
　　1980年10月，瞿秋白专案组写出了《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全党转发，正式为瞿秋白同志平反昭雪。
　　三、我对瞿秋白同志的认识及对《多余的话》的理解
　　瞿秋白同志自幼系统受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少年立志要“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参加了“五四”运动。20岁出头时，他以《晨报》记者身份访问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国家——苏联，并作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亲见列宁。他刻苦学习，不仅精通俄语，还懂得英语、法语。他阅读、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还翻译了大量优秀俄国文学作品，向中国人民介绍苏俄革命经验。从苏联回国后，瞿秋白同志曾被选为第三、四、五、六届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928年，瞿秋白同志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身为党中央领导人，瞿秋白同志虽工作繁重、体弱多病，仍在短期内写下了大量政治理论著作，指导中国革命，从一介书生成长为颇有建树的党的领袖，他是我党早期最有威望的、优秀的领导人。
　　瞿秋白酷爱文学，不愿从政当领袖，是历史的使命感使他放下文学，走上党的领导岗位。他曾在给鲁迅的信中署名“犬耕”。问其含义，答曰：以犬代牛耕田，力所不及，自谦他从政当领导力所不及。然而，他却在多次党的路线斗争中勇挑重担，在陈独秀压制的情况下，他支持毛泽东同志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其作序、印发；他坚决反对陈独秀、王明的错误路线。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不顾在沪身患重病、生命垂危的爱妻，毅然赴武汉力挽狂澜，主持“八七”会议，决策开展土地革命，确定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
　　瞿秋白同志不仅对共产主义的信念非常坚定，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他还非常谦逊，密切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自谦是“半吊子文人”。其实，他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奠基人。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10年的1932年，他在上海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时就提出：文艺革命的路线是革命文艺的大众化，文艺要为劳苦大众服务，文学家要深入劳苦大众，学习他们，写出反映他们的斗争、生活，为他们解决斗争和生活中的问题的作品；要采用劳苦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如快板、评弹、五更调等诗歌、小品。我们在上海档案馆曾看到由瞿秋白同志主编的、指导五卅运动的《热血日报》及他亲笔写的社论；他主编的《新青年》等杂志以及他写的快板、小调、苏州评弹等短小文艺作品的手迹。瞿秋白同志在他仅仅36年的短暂生命里，用他有限的时间，用他的心血及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为后人写下了五百多万字的政治理论著作、文学作品和译著，这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怎么能说他是“半吊子文人”呢？
　　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或曾否被敌人篡改过，历来是有争议的。经查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同志所写，但不能排除被改动的可能，但仅就目前流传的《多余的话》版本而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而宣传苏区建设和扩军征粮任务顺利完成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之意。1935年8月，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首次选载《多余的话》时写按语说，“瞿之狡猾恶毒至死不变，进既无悔祸之心，退亦包藏颠倒黑白之蓄意，故瞿之处死，实属毫无疑义。”又国民党御用文人赵庸夫评《多余的话》说：“其末段鼓吹伪政府，不便发表……”可见，《多余的话》决不是瞿秋白“自首变节”的自白书。
　　本世纪20年代，陆定一同志与瞿秋白同志在莫斯科时很熟悉。当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陆定一是代表团成员兼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回国后，瞿秋白同志主持党的三中全会时，陆定一以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身份参加了该会，他们对“立三路线”的看法一致，因而，王明等人曾把他们都打成“调和路线”并撤了他们的职。陆老对我说：“瞿秋白是我的老师，是瞿秋白第一个告诉我党内有斗争的。”陆老还高度评价了瞿秋白同志在党中央几次路线斗争中的贡献。陆老认为，《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一份遗书，是作为总书记，“自疚”没有力量把王明错误路线反掉，致使革命遭受损失，而不是“消沉”。陆老在《陆定一文集》自序中动情地写道：“……可惜我已不能把这种想法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和请示了。我要把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写在这里，还我思想上的欠债，表扬瞿秋白同志。”1980年6月17日，在瞿秋白同志就义45周年纪念会上，李维汉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届党中央领导人中，秋白是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不搞家长制的……”我对陆老、李老这种对党史勇于负责，对瞿秋白同志公正评价的高尚品德非常敬佩，这些事情他们不讲后人谁能讲清楚呢？
　　丁玲同志曾与瞿秋白同志的第一个妻子王剑红是同窗室友，自1923年就结识了瞿秋白同志，在他执教的上海大学读过书。丁玲同志在接受了我的采访后，应邀写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她在其中对《多余的话》的分析是很深刻的。
　　任何革命事业都有从失败到成功的经历，瞿秋白同志在介绍苏俄革命时也提到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共产主义是要我们共产党人穷其毕生精力，而且需要世世代代，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实现的最高理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革命者的思想也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瞿秋白同志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写什么，而喊着口号，慷慨就义的，那样，他自然是纯纯粹粹的革命烈士了。然而，瞿秋白同志正是深感克服“异己”思想的历程之艰难，才有“心忧”，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无私地、急切地把自己克服“异己”思想的经验教训总结出来，留给后人借鉴的，正如陆老所说，《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的遗书。他在《多余的话》卷首引《诗经·黍离》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应该挖掘《多余的话》中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下掩藏的深刻的、积极的内涵，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断章取义，误解《多余的话》中某些用于隐喻的词句。
　　通过参加瞿秋白同志就义问题的复查工作，我对他在多个层面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瞿秋白先烈就义65周年之际，我重读了《多余的话》，深感《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同志在就义前，怀念党、怀念亲爱的同志，向他们诀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用隐晦的文字对他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历程所作的总结，是他在临刑前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为标准，用马列主义的利刃，以大无畏的自我批评精神，勇敢、理智、深刻、彻底地进行自我思想剖析的产物。瞿秋白同志不仅无情地剖析自己的思想，还要把遗体献给医学院进行解剖研究，表现了他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浩荡胸襟。
　　瞿秋白同志在长汀狱中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史实已作出评说，还秋白以清白！
　　让历史无情地审判迫害、屠杀和诬陷瞿秋白烈士的罪人和刽子手吧！
　　瞿秋白同志虽死犹生，他高度浓缩、短暂璀璨的一生是可歌可泣的一生，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悲歌，是一部寓意隽永的史诗。他的思想品格，他的精神境界，他的丰功伟绩已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我们将永远纪念他、学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