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尽的思念——忆艾知生同志 [复制链接]

第11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不尽的思念
　　——忆艾知生同志
　　聂大江
　　时光过得很快，艾知生同志离我们而去转眼已是两年多。我与他多年共事，当中许多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没有随着岁月流逝自然淡去，相反，不知为了什么，却日益凸显、放大起来。
　　知生同志在政治上是坚强的，是一位有信仰有理想的自觉战士。记得1990年，一位相关部门的同志曾问起我关于知生同志的政治素养方面的问题，其中似乎很强调他是一位学理工出身的人，因为我意识到问话带有某种考察目的，所以我不能不多说几句。依据几年中与知生同志相处直接真切的了解，我对那位同志大致说了这么一番话，我说：他确实是理工出身，但他是在解放前残酷斗争的环境下，参加学生运动，参加党的。解放后一直做的是思想政治工作，而且不是在一般部门，是在高等学校；不是一般的高等学校，是在清华，见识过许多重要复杂的政治场面，经常直接面对各种思想、各种思潮的尖锐挑战。他担任领导工作，形势逼他不能不勤学习、勤思考，并在风浪中接受考验，这是很实在也很严酷的锻炼。经过这种锻炼，他从思想立场到工作作风，已完全成为一个政治工作者、群众工作者，而绝不是一位专业技术人员，或者技术型的领导干部，这是他的基本政治根底。何况从清华出来后，在国务院工作、在广电部工作，这都锻炼一个人在政治上把握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大局的能力，因此在关键时刻他表现得是清醒、自觉的，倾向是鲜明的，这一点并不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能做到的，而他做到这一点，正是平日政治立场、政治信念自然的延续与体现，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跟风行事的人。
　　我把这番话引述到这里，表明当时我对他政治立场、政治素养的概括认识，今天我依然是这样认识的。
　　他平日工作中也表现得是重政治、讲政治的。作为党和国家重要舆论部门的负责人，他政治视野开阔，政治嗅觉敏锐，善于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他自己极端重视政治时事学习，也重视组织推动干部和编播人员的时事政治学习。他每天要用大量时间读文件、读电报、读报纸，读一些重要的理论文章，对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他认真记录，笔记本很小，为便于随身携带，字写得很小，只能算是一种符号，为便于速记。更认真在各种有关会议上传达，传达时理论结合实际，围绕党的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部台两级经常办学习班，而且强调严肃的学风。因为部党组有这样的共识，在舆论部门，文如其人，人的思想达到的高度与深度，也就是节目可能达到的高度与深度，而思想水平决定于人的政治水平，在舆论部门，政治学习也是业务学习。
　　他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真诚的，不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的。中央当时曾要求各单位派人到基层边远地区“支教”。知生同志从锻炼培养年轻人出发，积极地支持这项工作，每次都能完成抽人任务，并努力落实各种物质保证，从效果看，也是非常圆满的，队员不仅完成了教学教育任务，而且额外完成了许多社会工作，特别是开阔了眼界，思想上有很大收获。
　　在干部人事工作上，他严格按组织原则办事。用人讲德才标准，尊重组织人事部门的考察意见，并由党组集体决定，有不同意见，就放下来，从没有依据个人好恶，搞独断专行的事。他在清华工作多年，清华毕业生中人才济济，但可能是别人了解他的严谨作风，不好启齿，也可能是他有意避嫌，所以通过清华旧关系来部工作的干部是绝无仅有的。我所知唯一的一例是向下属院校推荐一位负责人，但这是解决部本身急需，而且本人有高校工作经验，是符合德才标准的。有一次，一位资望地位很高的老同志的儿子，本身也是清华毕业生，想借清华师生之谊，推荐他妻子来某台工作，而且选定了工作岗位。此事知生同志与我商量，被推荐的人文化水平不高，又一定要去自选岗位，此事不合原则，就没有答应那位推荐者。
　　他对宣传工作或技术工作中重大问题的决定从来都取审慎态度，看不清楚、想不清楚的事，宁可拖一拖，从不草率从事。而需要做出决定的事，他都经过深思熟虑，有自己的主见，表现得很有信心，不跟风，更不盲从。
　　他对工作的负责精神还表现在勇于批评自我批评上，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错误，他肯于做自我批评，不讳疾忌医，不敷衍了事。对别人的批评也是不留情面的，在“好人主义”相当流行的情况下，他也知道这是要得罪人的，但出于对工作的责任感，他还是要批评，为此，他也的确得罪过人。
　　在廉洁从政、反对特殊化方面，知生同志也堪称模范。他每天中午在机关食堂用饭，因为事情多，去时往往过了正常开饭时间，所以天天要吃剩饭剩菜、冷饭冷菜，但他全不在意，吃起来狼吞虎咽，胃口极佳。后勤部门不止一次提议为部领导单开一个灶，他都拒绝了。我想，这跟他不愿搞特殊化有关，也跟他视饮食为“生活小事”，从不加以注意的态度有关。他生活简单，既不讲究吃，也不讲究穿，也不注意家庭陈设装备，一律都是低标准，以满足基本需要为原则。对办公条件也是如此，他不同意在编播人员工作条件还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先改善部机关的办公条件，几个台的轿车都比部领导的轿车好，他从没动过换车念头，他也反对在轿车内安装通讯设备，认为一般没有这种必要。他在外事活动中严守纪律，请客吃饭、收受礼品、出国访问等方面都是严格按规定办事的，他也如此要求党组成员。
　　由于不良的社会风气的感染，“登龙”有术、“厚黑”有学、“公关”成了“拉关系”、“走门子”的同义词，这种情况下，从处理各种人事关系上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人的道德操守。住院期间，他有一次颇有感触地跟我说，一生中与人打交道都是工作关系，因此，没有私交也几乎没有什么朋友。他当时只是说了这么一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感到有多少遗憾。其实在解放前或解放初期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干部中，这现象并不是个别的。工作学习以外没有个人私事，公务往来以外没有个人私交。特别是领导跟前，公事以外，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办公室外更没有半点干谒私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全部时间都交给了工作，为工作而生，为工作而死，他并不觉得这样活着太累、太苦，而只承认一个口号：工作着、劳动着是美丽的，因而也是幸福的。
　　在道德操守上，我觉得知生同志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讲道德、讲仁义，有人只是说给别人听，给别人看的，自己并不准备照它行事，而知生同志，从他行动的自觉性、坚定性、一贯性中可以使你感受出来，那是对道德信条的真诚崇奉。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可以见到许多为仁、为义、为忠、为信，而做出巨大牺牲甚至舍弃性命的人。每念及知生同志的行为操守，似乎都可以联想到那些古人事迹中透出的感人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