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佩雷菲特 [复制链接]

第6版(国际)
专栏：

　　忆佩雷菲特
　　张芝联
　　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的同行阿兰·佩雷菲特1999年11月27日不幸病逝，享年74岁。他自1971年起曾18次来华访问，特别是在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总要来华访问，以深刻了解“变革中的中国”，好向法国公众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在访华时，他曾受到周恩来总理、江泽民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多次接见。
　　阿兰·佩雷菲特出生于1925年，父母都是教师。他在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受到最好的教育，青年时曾立志“十年干外交，十年干政治，十年干学术”。由于他的天资和刻苦，再加上机遇，他的人生目标都如愿以偿。1949—1958年，他在法国驻欧使团工作；1958年以戴高乐派身份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年仅33岁），1962—1981年先后出任法国新闻部长、教育部长、科研部长、行政改革与计划部长、文化与环境部长、司法部长等职。
　　佩雷菲特在从政之余，始终不放弃学术研究。他一生共发表20多部著作。除几本小说外，这些著作可分为四类：一类是讨论法国政治与社会问题的，以《法国病》（1976）和《混乱的法国》（1992）为代表；一类是关于中国现状和历史的，如《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震惊》（1973）、《停滞的帝国》（1989）、《中国的悲剧》（1990）等；第三类是研究欧洲资本主义和发展问题的，以《经济奇迹》（1995）和《信任社会》（1995）为代表；第四类是记载戴高乐将军言行的，如《戴高乐其人》（1994、1997年已出两卷）。由于他的学术成就，1977年佩雷菲特当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987年当选道德与政治学院院士（历史学部）。1994年，巴黎第四大学通过他的论文答辩，授予他人文科学国家博士学位。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佩雷菲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戴派部长，他经常与在野的社会党及左派人士处于对立地位。在1968年巴黎学生发动的“五月风暴”期间，他以教育部长的身份与大学生代表谈判，但最终因未能消除矛盾而不得不引咎辞职。70年代在任司法部长期间，他的严厉措施曾激起了左派的反对，不仅引发了他与《世界报》长达10年的争辩，而且还两次遭遇伏击，险些丧命。
　　我与阿兰·佩雷菲特相识近20年。1980年10月，他随德斯坦总统访华。我在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他，并告诉他，他的《法国病》一书正在译成中文，他大为高兴。次日，他到北大参观，首先在法语教室听课，并应同学要求，在课堂上组织模拟法庭，以路易十六国王应否处死为题展开辩论。辩论最后，在5个陪审员中竟有4人反对处死国王，他们的理由是不如留他在世还可以改造，像我国改造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样。这个结论令佩雷菲特大为惊佩。接着，他来到我的课室，当时我正在讲法国18世纪史，并在黑板上写了吉左、梯也尔、欧第龙·巴洛和杜邦的名字。见他进来，我寒暄几句后请他讲课。他欣然接过粉笔，滔滔不绝地对前3个政治人物进行具体生动的讲述。但到了杜邦，他忽然打住，开始向同学提问，使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下课铃响了，我陪他步出教室，他悄悄问我：“杜邦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听后大笑，他也乐了，从此我们成为朋友。每次他来北京，我去巴黎，我们总有机会重聚。
　　佩雷菲特一直对18世纪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来华事件有浓厚兴趣，从50年代开始就搜集大量西文原始资料，但苦于不谙汉语，也未掌握中国有关档案材料。80年代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对外开放以来，我帮助他复印馆藏乾隆58年关于马戛尔尼来华前后的主要档案。他如获至宝，立即组织一些汉学家把这批档案全部译成法文出版，他自己根据这些珍贵资料写成《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一书，原原本本叙述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经过，分析其失败原因。
　　1993年秋是中法关系的关键时刻，由于当时法国政府不顾我国的坚决反对，决定向台湾出售武器，以致两国关系处于停顿状态，法中贸易亦因此急剧下降。是年，我与佩雷菲特在承德参加了“中英通史200周年（1793—1993）国际学术讨论会”，返京途中，我与他探讨了这种现状，除表示担忧外，还向他提出迫切希望法方迅速改变政策，否则无法改善两国关系的意见，他表示可以理解。当年冬天，法国政府改组，戴派重新上台。1994年1月28日举行中法恢复建交30周年庆祝会时，佩雷菲特以法国政府特使身份前来参加，我们又有机会见了面。4月5日他又随新总理巴拉迪尔来华参加大型庆祝活动，巴拉迪尔公开承诺法国政府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从而使中法关系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这与佩雷菲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佩雷菲特是1998年10月5日。当他得知我偕妻前往意大利讲学途中将在巴黎逗留数日时，他像往常一样热情地邀请我们到他的寓所与他夫人和儿子共进晚餐。他侃侃而谈，毫无倦容，问到中国的情况，照旧握笔速记。临别赠书多种，破例送到大门外。我问他何时再来北京，他耸耸肩膀，莞尔而笑。孰知这竟是永别。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