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温故知新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术随笔

　　还要温故知新
　　瞿林东
　　近年来，有一个问题总在我的脑际盘旋：史学究竟在社会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世纪之交，愈是觉得这个问题在撞击自己的心灵，感受到它的分量的沉重，想就此说几句老生常谈的话。
　　说到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其实是一个老问题，而且是一个有长久传统的问题。《左传》上有记载，说的是晋国史官董狐因记“赵盾弑其君”一事而引起一场辩论。后来，又因孔子对此事发表评论，更扩大了它的影响。孔子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进而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表明，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了。
　　此后，先人们在这方面的论述，史不绝书，多有真知灼见，精辟论断。他们在社会实践中对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运用，也灿然可见于历代史书。以其突出者而论，当有如下数端：
　　一是作为治国安邦的借鉴。中国人很早就重视以历史为借鉴的道理。人们了解历史，以历史上的治乱盛衰、得失成败作为现实的借鉴。司马迁撰《史记》，考察历史上的“成败兴坏之理”，反映出了史学家的神圣职责和卓越见识。唐太宗说的“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是真正切身感受到史学在“贞观之治”时代的重要作用。
　　二是作为惩恶劝善的参照。史学在社会中位置的重要，除了政治上的借鉴，还在于广泛的全社会的历史教育方面。唐代史家刘知几概括得好：“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所谓“生人”之急务，是指人们通过读史，能达到“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教育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三是增益智慧的源泉。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史学的进步，人们对于史学所蕴含的关于社会历史演进中的某些普遍法则逐步有所认识，揭示出读史与“明道”的关系。元人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指出：“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亡弊，史可少欤！”清人龚自珍进一步提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的命题，大为世人所重。
　　四是培养人才的途径。春秋时期，读史就被视为培养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秦汉以下，历代相沿。唐代科举，设有史科，通一史、三史，皆可擢用。顾炎武生活于明清之际，认为沿用唐制，设史科，“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当然，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还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说明，然仅此数端，就足以表明其地位的重要。先贤有一句著名的古训：“温故知新”。人们之所以要“温故”，是因为“故”本有其认识上、实践上的历史价值；从“温故”中走向“知新”，即从结合现实中提出新的认识，进而有补于新的实践，正是反映了人们在历史运动中的一种自觉的进取意识。
　　所谓“温故”，不仅要温中国古代史学之故，同时也要温二十世纪中国史学之故，然后可望“知新”矣。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和重要的思想启示。其一，史学是唤起民族精神的良师。二十世纪初年，当贫弱的中国面对外国列强之时，梁启超激愤地写道：“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一刻不容缓者也。”“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其二，史学的兴盛是一个时代走向成熟的标志。史学是人们对历史的反思。李大钊认为：“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反之，如果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历史都不感兴趣了，那么这个民族的民族精神也就失落了。其三，史学是指导历史运动走向胜利的必备条件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说过：“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丰富和伟大的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十一世纪已经揭开序幕。邓小平曾经这样说过：“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不能没有物质动力，也不能没有精神动力。邓小平所说的精神动力，在这里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民族精神。显然，不懂得中国历史，也就难得具有这种民族精神，从而也就失却了这种精神动力。因此，在新世纪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仍然要温故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