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土著的昨天和今天现实生活不堪其忧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新闻故事

　　●澳大利亚土著的昨天和今天现实生活不堪其忧
　　本报驻澳大利亚记者李学江
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是个绿树葱茏的美丽城市。1912—1988年期间的联邦国会，是座玲珑剔透的白色建筑，在蓝天绿荫的映衬下，恰如一位玉体横陈的睡美人。然而就在她前方不到百米的草坪上却立着两个集装箱大小、丑陋得不堪入目的破木棚。
　　走近细观，只见木棚左侧不远处扯着两面红黑各半的土著人旗帜，木棚四面的外墙上写着诸如“土著的主权从来就没有割让”，“夺走土著儿童等于种族清洗”；门旁立的标牌上则以中日朝法意等6国文字写着：“澳洲永远是土著居民的，洁白的澳洲有部黑暗的历史”；门楣上则写着“土著人大使馆”。走进去一看，不过是两套旧桌椅，两只破沙发，四壁贴满各色剪报、绘画与图片，主题多是土著人的宗教与舞蹈、历史传说和现实生活情景等。
　　在草坪左侧不远的桉树林中，停着三四辆报废的面包车和旅行生活拖车，竖着三五顶破旧帐篷。几个来自外地的土著家庭就生活在这里。帐篷里有一台不大的旧电视、一个不小的电冰箱和一些极简陋的炊具。一位土著中年妇女正在帐篷前生火：她点燃一堆枯枝，在上面架起一个铁烤架，十来根香肠不一会儿便吱吱流油，飘出香味。她一边翻着香肠，一边回答记者的问题。她说，这个“大使馆”是土著居民于1972年建立的，主要是为向联邦政府讨回200年前被白人殖民主义者非法侵占的土地和主权。当记者说这绝不可能时，她补充说，至少也能展示我们土著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可与主流社会的富裕生活形成对比，以时刻提示联邦政府和国际社会来关注我们澳洲土著人的不幸处境。
　　这时她的9岁小女儿跑了过来，身着一条破旧的连衣裙，头发蓬乱，脸也没洗，但仍透着活泼可爱。我问她读几年级，母亲接过话说没有送她去上学。我说澳洲是免费教育，为何不去？母亲一脸不屑地回答说：学校里教的都是白人编造的什么殖民英雄的谎话，他们对我们土著孩子进行洗脑。我说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总归是有用的呀。她说，有什么用？土著人学成了也因受歧视而找不到工作，再说我们族中的长者随时都在向孩子们传授各种生存知识呀。
　　她的家在澳洲中部，来这里为的是轮流守护这个“大使馆”，一呆就是半年。我问她何以为生。她说，从政府领取失业金，每月600澳元（1澳元约折合5.5元人民币），养活3个孩子，只够勉强糊口。记者去过土著社区，土著人的生活状况虽非如她所说的那么沉重，但与白人主流社会相比，却也是触目惊心。下面的有关统计数字也许对人们了解土著的生活现状有所帮助：婴儿死亡率全国平均为5.7‰；土著高达14‰，高出2.5倍。全国人均寿命为男76.2岁，女81.8岁；土著则为男56，女63。中小学入学率全国平均73％；土著只有32％左右，进入高等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失业率全国不到7％，但土著则高达33％。每10万人中，全国平均监禁率为112人；而土著的比例则达1827人之多。澳联邦总督迪恩两年前在视察后指出，土著居民确是澳最为不幸与贫困的群体。
是什么因素造成了土著居民的不幸？这当然是殖民统治造成的恶果：先是土著土地被剥夺，近年部分土地虽可通过艰难的法律程序申请归还，但生态环境已大为改观，土著赖以生存的动植物不是遭受破坏，便是成为保护对象（如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猎取鳄鱼等），因此返回到过去传统的狩猎和采集生活不仅是社会倒退，更无实际可能。而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起点不同，他们要完全进入主流社会，与之平等竞争又谈何容易！他们现在是既进不了高楼广厦，又回不了森林草莽，成了徘徊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只能靠领取政府的福利维生。
　　政府的福利（如其中失业救济一项是每人每两周300澳元）足可以让他们生活得衣食无愁，但用著名的青年土著领袖皮尔森的话说，社会福利对土著人却等同于“毒品”：长年领取福利，让相当多的人产生了依赖性，变成了寄生虫，失去了自食其力的美德，失去了自尊、自信与自立。一位在土著中生活多年的名叫特拉金的专家去年出了一本名为《勇士为何倒下并死去》的书，生动地描绘出了北部一个土著社区在实行自治和福利政策以来，土著人走向依赖和寄生的可悲图景。有了政府福利，女人还可生儿育女，但男人却失去了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角色，生活变得毫无意义和目的。他们一拿到钱只有去赌博、酗酒或吸食毒品，以打发时光；而醉酒后又往往引发斗殴和家庭暴力。有人则把钱全部消费在暴饮可口可乐和大嚼糖块上，从而导致贫困的土著社区富贵病大增的怪现象，如糖尿病、心脏病、血管病、肝病、肾病近20年已成为土著社区的高发疾病。因而土著领袖中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在大声呼吁对土著社区的社会福利政策进行必要改进。（中）
（附图）
图为“土著人大使馆”。李学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