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苦行者 [复制链接]

第8版(大地·作品)
专栏：

敦煌苦行者
陈瑞仪
　　直到进入上海会议大厦，樊锦诗的心仍在七上八下。尽管她曾得心应手地从国外及香港、玉门等地一些“施主”的腰包里，化来过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钞票，但当她把双手伸向故乡时，她这个在黄浦江边长大的“阿拉”，却不能不顾虑重重、思绪万千。
　　上海，不只是生她养她的父母之邦，更给了她两次生命。那年，突如其来的小儿麻痹症，使她胸口以下顿失知觉，危在旦夕。是上海亲人的鲜血，才把她从死亡线上拽了回来。她曾默默地发誓：长大要服务上海，尽心竭力地报效上海。可自打毕业后分到敦煌工作，她便被那蕴涵丰富的重重洞窟、那飞天飘舞的精美壁画和那活灵活现的菩萨彩塑给迷住了，深深地迷住了。她的所有心思和全部情感，都一股脑地用在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等敦煌学空白的填补和遗址的保护、管理上了，哪还顾得上回上海老家？她一遍遍地在心里念叨：故乡啊，我的故乡，您能宽容、原宥我这个不孝的女儿吗？
　　上海，毕竟博大雄浑。与有关领导一见面，她的重重疑虑便打消了一大半——
　　“噢，这样娇小、娟秀，一看就是位江南女子！对吧？”
　　领导同志笑了，在场的人们笑了，樊锦诗也笑了。她笑得十分甜美，近乎那种“青春”的甜美。当年，青春靓丽的樊锦诗靓丽的风采，已被如刀似剑的大漠风舔蚀殆尽。她扎煞起双手，不无解嘲地说：“喏，像鸡爪儿，老啦！”
　　“是啊！”领导同志感慨地说，“那地方那样偏僻，那样荒凉，你一呆就是几十年，不容易啊！”
　　此时此刻，领受着这种深情抚慰的樊锦诗，几乎要落下泪来。可她没去铺陈那些住马厩、喝苦涩水、一家四口天各一方等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往事，而是把邓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敦煌以来，各方面条件大为改观的情形，尤其是壁画保护、崖体渗水和风沙危害等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一向领导做了汇报。频频点头的领导愈加凝重地说：“保护敦煌，上海也责无旁贷。作为上海人，你一直在尽心竭力，我们应该支持！”
　　上海理解自己的女儿，给了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二百万！
　　为了敦煌，樊锦诗向八方“化缘”来数千万元钱；然而，为了自己，她却缩回那双手，把自己的花销，抠得很紧、很紧。出门办事，她大多是挤公共汽车；吃饭一菜一碗米（饭）；歇息，则是不足四十元一宿的床位。这样的床位，在她多次“化缘”
　　的奔波中，还算是高档的。我在敦煌采访的那些日子，又听到她的许多“善举”：出席台北“海峡两岸文物研讨会”期间，她大力“推销”院里画家的摹品，却分文不取人家一而再、再而三非要给她的中介费；她把不得不收的礼金、相机等，作为奖品和办公品，随时下发；至今她还坐着迎接外国元首时硬给挡在机场外的“越野”，但却舍得花费几十万巨款，为职工公寓装配“太阳能”等生活设施，并让老专家们旅游度假时住中高档宾馆……
　　见到樊锦诗是一天晚饭时分，边看电视新闻边吃饭的樊院长，饭菜，竟是一小瓶辣酱、一小碗开水泡米饭和十几粒油炸花生米。从这极为简朴的膳食和屋内极为简朴且杂乱的摆设，从堆放、码放、摊放的书、稿、文章，我似乎感悟到这位“懂业务、会管理”的敦煌学家“没工夫讲究”、“不摆谱”的根底——
　　“不是我有多大能耐，是敦煌的影响。而敦煌，是国家的，不管什么渠道来的钱，也都是国家的，不能乱花、滥花，更不能祸害。离开北大前，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跟我们说：艰苦奋斗要从一点一滴做起。”
　　从樊锦诗家出来，已是午夜。夜色中的洞窟，更显巍峨、肃穆。我忽然觉得，樊锦诗———这位娇小孱弱、八方“化缘”的苦行者，这位顽强执著的女共产党员，正立在洞窟前，她也是那样高大，几与洞窟化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