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与人心的触摸——《李杜诗学》读后 [复制链接]

第8版(大地·读书)
专栏：

天心与人心的触摸
——《李杜诗学》读后
张剑
　　杨义的《李杜诗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杨义认为，中国诗学是以内在的生命深度作为诗的生成关键的。因此，“生命”一词成为《李杜诗学》的灵魂和线索，仅在书中的导言和第一章，“生命”一词就出现了百次之多，且构词丰富灵动，并不显得重复。如静态性的生命世界，生命形态，生命契约，生命印记，生命内核，生命本体等；动态性的生命体验，生命移植，生命对抗，生命转化，生命辐射，生命投入等；状态性的生命深度，生命强度，生命力度，生命激情……形形色色，对生命本身进行了全方位观照。
　　如果仅仅在语言形式上玩弄“生命”一词，那只能算是哗众取宠的行为。杨义是将“生命”深刻到思维层面，并将之纳入自己宏大的中国文化战略思想中来。杨义的研究旨在对灿烂辉煌的本土文学和文化，作一种还原的或本体的深入研究，以便与世界文学进行平等的现代对话。在对丰厚的古代典籍广泛阅读和感悟的基础上，杨义捕捉到了“生命”一词，有生命才有思维，生命与思维密不可分。这就使他的研究不仅自然延伸到对象的思维方式层面，而且从整体上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主要精神。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分析性和个体性，而是注重感悟性和整体性，讲究天人合一，万物谐成，以致在神灵崇拜上，也不同于西方的一神教，而是山川万物，皆有生命，具有泛灵化倾向。正是在这一文化心理上，中国人才升华出了“和而不同”的光辉思想；讲究慈悲为怀、众生平等的佛教文化也才能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从这一泛生命化进而泛思维化的角度入手，杨义先生触摸到了天心与人心的相通之处，豁然解开了李杜诗学的生命密码。
　　自古以来论李、杜，离不开李乃“诗仙”、杜乃“诗史”之语。引入西方话语后，在李、杜身上遂多了李白乃浪漫主义的，杜甫乃现实主义的大标签。东西方话语在此层面上颇可循环互证，只是循环互证的结果只能是空洞苍白地原地打转，研究者要做的无非是在此类标签下替换一下诗歌例证，缺乏深度和创造力，李杜被脸谱化的同时我们也在失去李杜。杨义却潜入到中国诗学的深层思维方式中，创造性地拈出“醉态思维”和“诗史思维”，使李杜诗学陡然充盈着生命、充溢着力度。
　　杨义指出：“酒意或醉性，既是诗的存在形态，也是作诗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李白之前，阮籍、陶渊明都是将酒醉态作为一种人生方式来体验，并未将之引入诗学过程。而真正把醉态思维深刻引入诗歌创造之中的，正是李白。他打破了古今造句规矩，出入天地，创造了一种以醉态狂幻为基本特征的诗学思维方式。遂使其于醉心腾跃和醉眼迷蒙中，体现着生命的种种临界状态，看取了生命的内在秘密，“把生命的困惑化作天地间绮丽的诗情”。
　　具体到杜甫也是如此，大家虽然对“诗史”的称号异口同声，可谁又能想到将“诗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呢？仔细思辨，又觉的确如此。中国人历史意识厚重，渗透于文化各质素间，诗作为古典文学的形象大使，所受影响首当其冲。“诗史”思维的形成是必然而又自然的，杜甫是将“诗史思维”引入诗学创作机制的典型，“史使他的诗变得沉重厚实，诗使他把握到的史出现一种精彩的沉痛，从而产生了异质思维方式于瞬间遇合中爆发出来的动人心弦的力度。”
　　围绕着生命观和思维方式这样的学术逻辑起点，杨义还建构起了一整套与之相应的操作程序。如他以“醉态思维”为隐线，分别讨论了李白诗学的时空观、心理机制、山水题材、明月意象和语言弹性等问题。以“诗史思维”为钥匙，分别开示了杜甫诗学的叙事方式、意象复合、抒情原理、律诗结构和语句技巧等法门。对李杜诗学各具风采的诗学命题、原理、原则和思维方式以及他们的人生轨迹和心灵轨迹，进行了既有生命还原，又有形式解密，还有学理建构的多维度、多层面的探索。较好地实现了自己想要以李杜名篇的权威和魅力来展示中华民族生命密码和文化精神血脉，建立与当代世界在同一个学理层面上进行平等而深入的对话的现代诗学体系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