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动创新的琴弦——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述评 [复制链接]

第1版(要闻)
专栏：

拨动创新的琴弦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述评
　　今年6月9日，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三周年。三年来，这项迄今已投资近50亿元的工程试点进展如何？应该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科技界这一重大的改革举措？新世纪中国的国立科研机构向何处去？社会的目光凝聚在中国科学院身上。
　　5月底，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在西安与几个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进行了深入交谈。他把中科院这三年来的工作概括为五句话：确定战略方向，调整科研布局，建立创新制度，摸索创新规律，营造创新氛围。
　　战略定位——中科院站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拉开了构筑国家创新体系的大幕，确定了国立科研机构在未来数十年中的战略方向
　　1998年6月13日，中科院披露实施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方案，人们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批了多少钱？要裁多少人？”
　　从这样的视角来审视知识创新工程，和人们对科技体制改革的认识程度有关。在很多人包括科技人员自身的潜意识中，科学共同体被视为一台处于理想状态的发动机，只要往里面添加燃料，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事实上，科技体制改革千头万绪，仅靠“增加投入”远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方面，在一个资源有限的社会里，对科研的投入不可能是完全无目标的，更不是无止境的，科研机构要拓展生存空间，必须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只有首先理顺科技界内部，理顺科技与政治、经济、教育之间的关系，才能让有限的投入发挥最大的效用。
　　1997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正是在制定新世纪发展目标的过程中，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亚洲金融危机的风暴促使科学家们深刻反思。为什么红极一时的“四小龙”、“四小虎”模式面对危机一筹莫展？关键就在于过分强调技术上的所谓“后发优势”，强调模仿、跟踪，在产业上甘居于发达国家下游，结果“车头一刹车，车厢甩出轨”。
　　中国要持续发展，自主科技创新是唯一出路。可反观我们科技创新的基础，忧从中来：学科目标老化，队伍缺乏创新能力，科研力量分散在研究机构、高校和企业，彼此相互隔绝，选题低水平重复，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远未解决。
　　面对这些问题，中科院吸收近年来国际上创新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要迅速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必须明确界定知识创新系统（国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与技术创新系统（企业）、知识传播系统（教育界）、知识应用系统（全社会）之间的关系，构建立体化的国家创新体系。
　　经过反复酝酿，1997年底，中科院向中央提交了名为《面向知识经济挑战，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中科院主动请缨，为重建知识创新系统探路。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龙头”，科学院的定位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加强原始性科学创新，加强战略高技术创新，攀登世界科学高峰，为我国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进步作出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贡献。”
　　中科院的主动出击，拉开了构筑国家创新体系的大幕，从而也确定了国立科研机构在未来数十年中的战略方向。
　　结构重建——实现科技资源和学科方向的重新布局，凝聚新的科技目标，目的是激活压抑在扭曲结构中的巨大能量
　　从上个世纪初建立的以“数、理、化、天、地、生”为分类标准的科研体系，随着学科的不断细分，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其庞杂的系统。在科学院内部，一些研究所甚至是建立在第三级学科之上，而且一经建立就“固守祖业”，与其他机构老死不相往来。在现代科学交叉与综合的态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想梳辫子，可是每一根头发都争着要一根橡皮筋，最后只可能是“披头散发”。
　　“我们总埋怨国家的科研投入像撒胡椒面，总埋怨别人搞低水平重复研究。要改变这种局面，其实办法只有一个：凝聚科学目标，以应用目标为标准重新设置学科。”中科院党组副书记郭传杰这样说道。
　　全国九大天文研究机构整合为国家天文台，计算所拆分为一部、二部，水土保持所整建制地并入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3年来，中科院进行了建院50年来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学科布局和组织结构调整，将进入首批创新试点单位原有的329个学科方向缩减为202个，将首批37个研究所重组成17个研究机构，新闻界用“裂变”和“聚变”来形容中科院3年来所进行的大规模组织结构调整。
　　对这种调整的意义，许多科技人员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数学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乐描述了这种认识转变过程：首先，大家都觉得想不通，为什么不调整就进不了创新试点，就得不到相应的资源配置？后来，进入创新试点的那部分人明白了——没有这种结构调整，中科院根本无法在短期内达到现在人均经费10万至15万元的目标。再后来，不仅院内的人想通了，整个数学界的同行都认为，数学院的这种调整对中国数学的发展具有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裂变”也好，“聚变”也罢，这些调整都是在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激活压抑在扭曲结构中的巨大能量，适应当今世界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长曹效业研究员说：“现在看来，结构重组的目标3年之内应该可以基本完成。它对中国科技界的积极影响，至少将持续20到30年。”
　　制度重建——没有完善的用人制度、分配制度和评价体系作保障，知识创新不可能持续。在国际规范和特殊国情的结合部上，中科院把制度创新的地基打得很深
　　在企业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已不新鲜。但要在中科院这样的国立科研机构实施这一用人制度，却存在着不小的思想障碍。
　　中科院所有关于人事制度改革的措辞中，大家都在小心翼翼地回避着一个词：“下岗”。事实上，中科院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就是要打破“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坑里定终身”，促进人员和知识的动态更新。有上的，就会有下的；上面的可以下来，下来了的还可以再上去，这才是真正的良性循环。
　　既然是“按需设岗，按岗聘任”，职称评审的终身制就必须废除。从今年起，中科院停止了过去所有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职员按年限晋升的评审工作，改为岗位聘任和项目聘用，完全按合同确定任职期限，鼓励人才的竞争与流动。“中科院不再评职称了！”这个消息引起强烈反响。科研群体因“动人”而充满活力。
　　与用人制度改革配套进行的，是分配制度的改革。在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同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单位普遍实行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加绩效奖励的三元结构分配制，从事纯基础研究者以岗位津贴为主，从事高技术研究者则以绩效奖励为主。同时，中科院向科研骨干发放年功津贴，研究所所长实行年薪制，高层次领军人才试行协议工资，其中高者可达10多万元。
　　所有用人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改革，都建立在科学的评价体系之上。而对于评价体系的讨论和完善，近年来在中国科学院一直没有停止过。怎样给科学家和科研机构打分？是按SCI收录的论文，还是按每年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是按科研课题的难度系数，还是按科研成果的获奖等级？是延用同行评审，还是设立一个客观的量化标准？中科院决策部门的领导考虑的比这些问题更深、更远。
　　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本身同时具有其生产力属性和文化属性。是单纯功利性地按投入与产出来进行评价，还是尊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由探索精神？中科院已经将这一深层次的世界性问题列入下阶段创新工程试点的研究课题。听到这个消息，许多老院士感到欣慰——科学院要建立的，是一套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符合国际科学发展规范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
　　文化创建——与创新的制度环境相比，创新的文化氛围对科技创新的影响更为深远。中科院创新文化的建设，从树立“敢为天下先”的意识开始
　　同样是在数学与系统研究院，最近发生了一件新鲜事。几位数学领域的顶尖高手，邀请国外同行加盟，专攻当今国际数学界悬而未决的世纪难题。他们甚至提出设想，要在全国高校和中学里选拔一批数学天才，共同攻坚。无独有偶，在所长王恩哥的主持下，物理所的5名研究员联合国外优秀专家，成立了一个10人创新小组，瞄准凝聚态物理学科前沿的重大问题开展原始性创新研究。外界评价，这个10人小组的“当量”极为巨大，在这组重炮的轰击下，我国凝聚态物理学领域可望在不远的将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
　　对于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这是一个“意外”，因为这些选题都没有得到创新试点专项经费的支持。而从长远来看，这正是知识创新工程倡导的方向。多少年来，科技界不少新人一方面在“论资排辈”的学术环境中看权威的眼色行事，不敢为天下先；一方面为多出“短平快”的成果，从选题开始就走上了模仿、消化和改良的路子。对此，周光召院士深感不安，多次在不同场合放声疾呼：“做学问”光靠“学”远远不够，一定要树立创新意识，在恰当的时间提出恰当的“问”题，并且身体力行，“做”出前人未做到的事情。
　　创新文化环境的建设与高超的学术水平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文化的积淀非一日之功，而创新的实践却有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取得突破，进而以“点”带“面”，为文化的建设奠定基础。面对创新的内生动力尚嫌不足的现状，中科院动用了宏观引导的职能：为增强学科方向的前瞻性布局，院里硬性规定预留出10％的岗位和经费，用于发展新的科学方向。尽管这方面工作仅仅是开始，但从数学院和物理所发生的这两起“意外”来看，知识创新基地的建设已经在科技人员的意识深处拨动了创新的琴弦。
　　近一段时间以来，路甬祥带领所有副院长和政策局、计划局的研究人员，学习和研究过去100年世界科学技术创新活动的规律。对这些规律的梳理和总结，将成为中科院创新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个在科学实践中掌握了客观规律的群体，是一个国家振兴的希望；一个用科学规律指导创新实践的国家，有望成为世界未来的强者。21世纪初的中国科学院，一支创新的力量在凝聚，一场改变中国科技格局的巨变正悄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