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可喜的信号 [复制链接]

第10版(立法与执法)
专栏：法制纵横

一个可喜的信号
裴智勇
　　河南农民为了3角钱的上厕所费打官司，南京农民状告物价局调整轮船票价……诸如此类诉讼，大众谓之“公益诉讼”，准确与否，尚不可论。而不管司法界是否准备就绪，“公益诉讼”已经堂而皇之地走上法庭，走进公众的视线里。
　　对比老百姓对诉讼的传统态度，公益诉讼的出现实在难能可贵。公益诉讼的原告打官司不图私利，为社会公益，且风险很大，因为被告往往是垄断性大企业或者国家机关。对自古相信“和为贵”的中国百姓来说，打官司是撕破脸后的最后手段。现在用诉讼冒风险挑战“权贵”，无疑突破了百姓“厌讼”传统。而在这些官司的被告看来，诉讼是如此出乎意料：摸不得的“老虎屁股”有人要摸，从来没人提出疑问的地方，现在有人斗胆质疑。
　　为什么会出现公益诉讼，出现这么多“好事之徒”？毋庸质疑，这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可喜的信号：寻常百姓开始拿起法律这件武器了，预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逐步向深度推进，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态度。老百姓不再把上级机构和权威人士评判作为唯一判断标准，而是用“合法”、“不合法”来判断社会生活的是非。在这个文明古国，法的意义开始回归到“权利”本原。对社会公众来说，公益诉讼昭示维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这是民主和法制建设进一步健全的需要。
　　专家、学者、司法人员对公益诉讼的各种解释和定义，赞扬或否定，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需要关注的是，倘若没有这类诉讼，他们所涉及的问题，诉讼所指向的社会矛盾，在社会现有矛盾解决机制里是难以解决的。“法律没有规定”，是一种否认公益诉讼的表面理由。法律来自社会实践，法律自身需要变革，过分强调法律的刚性，忽视法律本身的成长，必然会阻挡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在被大众称之“公益诉讼”的案件里，并不是都没有法规可循，有些案例本来是行政诉讼，有些是民事诉讼。有些官司，原告依靠现行法还打赢了。我们也看到了公益诉讼原告在维权路上步履的艰难，我们期待的是法治的进一步完善，为公益诉讼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