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对话与国际关系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文明对话与国际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
　　联合国把文明对话这一命题提到议事日程，显然是试图提出一种新型国际关系，有别于现存的以政治、经济、军事较量为主的国际关系。正如伊朗总统哈塔米在2000年9月的“文明对话会议”上的发言中所说：“一个彻头彻尾为政治、军事、经济条件所控制的世界最终不可避免地要破坏环境，摧毁一切精神和艺术的家园……使人的心灵无所依归。”这话确有警世味道。因为今后世界将如何发展，实难预料。物质的繁荣并不必然带来文化的进步和人的精神的提高。在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如脱缰之马以加速度向前疾驰的情况下，不论是就世界范围还是一国范围而言，科学的进步给人带来幸福还是灾难，最终取决于人的自知之明和自律能力是否超过征服自然的能力，也取决于人类心灵是否还能保持对真善美的追求。
　　谈到国际关系，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决定因素不是文明或文化，而是更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而且实现国家利益所用的手段往往很不文明。但是在文明的层面上的交流和相互理解还是有其重要性。这是因为国家利益与文明之间有时很难划一条明确界限。
　　关于文明的普适性与民族特性问题，主要在于宗教信仰、价值观、思维模式等方面，因为在不同文明的邂逅中发生问题并可能引起冲突的是这个领域，而不是文学、艺术、音乐等文化创造或是饮食起居等生活习惯。
　　姑且举“平等”为例：人生而平等、每个公民有一些不得侵犯的基本权利这一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的君主专制或封建时代都是没有的，这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产物。较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更强调个人的平等权利，而其种族平等的观念比较落后；对于在国际上处于弱势的国家来说，对外的种族和民族平等就是优先关注的问题。但是不能说，种族歧视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点，而蔑视个人的权利就是有些弱势国家文明的特点。应该说平等的权利——不论是个人之间的、性别之间的还是种族之间的，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只不过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与保障这种平等相适应的制度的建立和成熟也有先后，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也有所不同。
　　凡历史悠久的文明体系必有经过长期积淀形成的传统；同时也必然有演变和革新，否则就没有生命力。西方基督教文明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到启蒙运动一系列的革新，就还停留在中世纪，不会有今天的强势。欧洲文明移植到北美后又有新发展。中国文明上溯几千年，自然有延续至今的传统；另一方面，从晚清经1919年的五四运动直到现在的种种探索和革新，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比。这个过程还不到200年，现在还在继续中。这种革新对中华文明在现代世界中的延续和复兴至关重要。就是西方文明也不是今后就完全不变，大家都看到最发达的美国出现的许多严重社会问题，原来促成美国繁荣富强的精神资源是否已经受到腐蚀，或者是否还能应付新的物质发展所造成的破坏因素，都是问题。所以今天看来处于强势的基督教文明实际上也面临新的革新问题。
　　人类的进步是各种文明相互交融的结果。文明本身的差异本来不应该引起冲突，足以引起冲突的是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因为各大文明的经典，无论是圣经、古兰经、佛经以及中国的儒家经典著作中都是教人为善、宣扬仁爱、和平、宽容的，但是实际的历史却又充满了杀戮和战争。完全出自领土和财产等原因的，这里不谈。与信仰、思想、意识形态有关的冲突和战争，或者实际上还是利益的驱动，宗教或意识形态只是一种借口；或者是出于无知、偏狭和妄自尊大，把别的民族的信仰和文化视为异端邪说。
　　文明的交融有两个要素，一是互相吸取精华，而不是糟粕，这取决于吸收者自己；一是须在自愿的基础上，不能强迫。即使是在前进过程中共同的普适性的目标，也有各自的阶段性和优先次序，外力强迫往往引起相反效果。
　　任何文明的经典中都可以找出许多提倡和平、反对暴力、劝人向善、主张宽容的教导，通过“对话”正可以挖掘各种经典中所提倡的优良传统，找到共同点，增进相互理解，形成良性互动，以取代现存的以冲突为主调的恶性循环。一种理想的境界是：属于各种文明的民族都把自己看成有继承、有发展，处于不断革新的过程中，能以平等、宽容和开放的姿态对待其他文明，既追求共性，又要尊重个性，在“和而不同”中共同繁荣。这样，就可以进一步合作解决当前人类共同关心的、有时代特色的问题，例如怎样使突飞猛进的科技造福人类而不是嫁祸于人类这个大题目，其中包括环境保护、武器控制、健康卫生、反对恐怖主义等问题，并能规定一些普遍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这样说对于今天强权政治仍占上风的世界可能太理想化了。不过既然文明间对话已经开始，理性的呼声应该越来越强，希望更多的有识之士共同朝着这个理想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