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周刊)
专栏：

联合国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宋以敏
　　在文明对话的问题上，在国际上存在若干不同的看法。
　　首先是美国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论述包含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例如把全球政治的多极化和多文明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非西方文明特别是亚洲文明正在复兴，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适文明，等等。但是他强调今后战争有可能源于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发生冲突。事实上，各国在文明问题上的冲突总的讲在减缓，进行文明交流的愿望在增加。宗教极端主义的某种国际化现象也许是例外，但这不占主流地位。许多学者指出，亨廷顿教授突出伊斯兰文明和儒教文明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实际上他讨论的是地缘政治问题。
　　其次，在文明对话中存在着在价值观问题上分“优”“劣”，企图以“优”压“劣”，甚至把“优”强加于人的倾向，已成为文明对话的主要障碍。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和转轨中国家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一般在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但美国和某些其他西方大国却往往把在价值观问题上的歧见纳入国家关系的范畴，在属于别国内政的价值观选择问题上指手画脚。应该说，善于吸收其他文明中的优秀成分并结合本国实际加以运用和发扬，符合各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事实上在各种文明中，除了精华部分之外也还可能存在某些落后的甚至不良的成分。各文明的形成主要取决于本身发展的历史条件，也不断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可以说就是在自身文明和外来文明中不断弃糟粕扬精华的历史。今天，对于各个主权国家来说，它们对外来文明何所取何所舍，更只能是它们的自主选择。各国的这种权利如能受到所有其他国家的尊重，就会大有助于各国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和借鉴。否则，就必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不利于相互间的文明交流。
　　在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更加重要和突出了。近年来文明对话问题日受重视，联合国在这方面的组织和推动作用同样是其他国际机构所无法替代的。现在各国都意识到，在新世纪各国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中，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大，而它们各自所属的文明却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都面临更大的挑战。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强烈的优越感，在这一领域对非西方国家采取进攻态势，甚至企图改造非西方国家。但西方国家同时也承认，它们同样面临文明的挑战。这一方面促使它们在国内注意妥善处理各种社会不公现象，在国际上也对不同的文明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
　　非西方国家承认西方国家当前在现代化中处于领先地位，愿在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中尽量吸收西方文明中的有益成分，在维护自身优秀文明传统的同时，扬弃其中某些已不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成分。它们普遍强烈反对西方国家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企图。
　　西方和非西方国家在文明对话问题上既有某些共同点，又存在尖锐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在制订文明对话所应遵守的国际游戏规则上，联合国已经并且必将继续有效地发挥重大作用。关键在于必须严格区分各国的自主选择和外来强加的企图，尊重不同文明的特色，尽力促进不同文明间的交融，摒弃把一种文明凌驾于其他文明之上的做法。在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的事业中，推进文明对话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联合国应在共同创造更高水平的人类文明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