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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追求农业合作社土地连片的教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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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5-06-22
第2版()
专栏:

盲目追求农业合作社土地连片的教训
本报记者 甄为民
中共江苏省嘉定县委员会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中,由于盲目追求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连片,提倡农业合作社和社外农民调换田地,产生了侵犯农民特别是中农的产权的严重偏向。
一九五二年秋天,嘉定县委在马陆乡试办裕农农业合作社的时候,为了使社里的土地连片,就开始采用了调换田地的办法。当时,嘉定县委认为准备转社的陈永元互助组土地分散、零碎,不能充分发挥劳动效率,将来不好使用新式农具,应该研究如何调整土地。本来,农业合作社在社员和社外农民完全自愿和双方有利的原则下,对土地作某些调整,并不是完全不可以的。但如果把调换田地作为建社工作的一个必经步骤或必要条件,那就必然会发生错误。可是,嘉定县委当时只看到调田的好处,不去考虑调田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所以,当县委工作组长迟兆理(现任县委委员,南翔区委书记)到陈永元互助组去动员办社时,就对互助组组员说:“你们首先办社,有调好田的优先权。”好像调田是办社的一种权利。于是,乡的领导工作人员就把调田当作一件大事来做了。
在乡的工作人员扩大会上,他们号召大家要发动不办社的农民和陈永元互助组调田,“支援”陈永元互助组办社。会后,又专门召开了“调田户”会议。会中,在驻社工作人员姚冠林的掌握下,由社的领导骨干对大家进行“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教育,并通过自愿调田的社外农民沈近山的典型发言,来“带动”大部分犹豫不决和不愿意调田的农民调田。他们的做法,被县委农委总结成“裕农合作社建社工作报告”和“裕农合作社试办一年的初步总结”两个文件,发到各区。前一个文件介绍了他们的做法,后一个文件肯定了调田的好处。以后,各区在试办社时,就都把调田当成了一个必经的工作步骤了。
裕农合作社扩大社时,当时的县委委员、农会主任李元臣亲手帮助它拟定了调田的计划——社的土地成片的规划。中农张仁洽有二亩半田被划在规划内,他不肯跟社调换,社里也把他的田犁了。一九五四年秋前,这个县在准备大量发展新社的时候,在县委举办的建社干部训练班上,有人反映了调田中的强迫命令问题,但没有能够引起县委注意。前任县委书记潘林儒和现任县委书记牟教高都曾经说过:只要做到群众自愿互利,就可以调整土地。而所谓自愿互利却没有标准。区、乡工作人员听到县委这样说,就由点到面地放手做起来了。
于是,问题就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在一九五四年秋收秋种前后,全县新建的一百六十二个社中,调田的就有一百四十七个社。被调田的对象共计二千一百三十七户,调田五千九百九十八亩。其中贫农、中农共一千六百七十二户,调田三千五百九十亩;地主、富农四百六十五户,调田二千四百零八亩。徐行区杨村乡曾把调田当做一个“运动”来搞。该乡党支部书记仇阿秋公开威胁群众说:
“办社是建设社会主义,啥人不肯调田,就是破坏社会主义。”社外农民想不通,他就叫到乡政府“个别谈话”打通思想。这个乡只办了四个社,就调了三百三十三亩田。中农沈伯根有二亩半田给农业合作社调去,而农业合作社调给他的田在哪里也没有告诉他,直到后来县里派人去调查时才查到。中农张德祖有五亩半肥田,杨村第三社说要用一块同样好的又是他种过的田跟他调换,他同意后,农业合作社却给他一块草很多、又不肥壮的田。有些地方,社外农民不答应调田,区、乡工作人员就强迫他们调换。前外冈区区委委员许云在练西乡对办新民社的工作人员说:“社的土地要划片。”这个社把土地划了五片,在这五片内属于社外群众的田都要调到社里来。社外农民不同意,社内骨干请示许云,许云说:“实在不同意,就让他们种,将来归社,只偿还种子,连工价都不给。”黄渡区黄墙乡张家村贫农印明高有一块田和这个村光明四社的田靠在一起,光明四社要跟他调换,他不同意,社里骨干分子许文训拉了牛就去犁田。南翔区马陆乡樊家宅贫农樊锦章、苏培元、赵近荣三户,在土地改革中共分到了金家浜的两亩四分田,静安乡勤耕农业合作社通知要跟他们调换,也没有告诉调给他们的田在哪里,他们不答应。在这几户人家收稻时,还没有割满两行,农业合作社就派了二十多人来犁田播种小麦了。这三户人家都很不满意。
调田的结果,大大损害了社内外农民的团结和社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给地主、富农进行破坏活动以可乘之机。被外冈区新民社调了田的萧应珍、萧培生天天在家里骂人,对面碰到农业合作社社员也不理睬。中农陈竹庭的妻子怕调田,把田里已种好的大蒜拔掉一部分。马陆乡朱塘村贫农赵守廉被农业合作社调换了三亩田后,不愿秋种,经工作人员动员,虽然马马虎虎下了种,但不愿施肥,庄稼发黄。方楼乡第二村有两个互助组去年因怕调田,稻田少追一次肥,结果每亩少收一百多斤。地主富农分子趁机破坏。在调田中,富农为了拉拢工作人员和逃避负担,献田的很多。南翔区四十五户富农献田一百七十九点九八亩,也有借口田调远了而把田抛荒了的。如马陆乡朱塘村七户富农调田后,共抛荒二十亩。有些富农更毒辣地进行挑拨离间,朱塘村富农朱新禄挑拨被调田的群众说:“左一调右一调,田就没了!”戬浜乡被调田的农民朱锦华要落葬,富农宋新根对他说:“你那块地风水好,出几千元也买不到。”朱锦华听了就同农业合作社大吵一顿。朱塘村富农对本村农民说:“要是我们村上办社调我们的田我也高兴,现在被静安乡调去,真不服气,静安乡欺我们。”挑拨两村群众闹不团结。
调田的错误作法,妨碍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很多农民入社是因为怕调田。据县委会驻裕农社的工作人员王岩宾说,裕农社百分之三十的社员是因为怕调田而入社的。也有少数人是想把自己的坏田调好田而入社的。已入社但土地被调到社外的社员也惶惶不安。戬浜乡利农社七户中农社员,要求把调出去的土地调回来,并声称如果不调回来就要退社。调田促使了自发社的发展。去年春、秋二季,全县共发现六十七个自发社,自发办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怕调田或想调别人的好田。
产生了调田这种严重错误的原因在哪里呢?有人说,这主要是下面办社工作人员的强迫命令作风把事情办坏的。这显然是一种轻重倒置的说法。从调田事件的发生、发展的全部过程看来,错误的根源,主要在于中共嘉定县委有严重的主观主义思想和急躁冒进情绪,不顾实际条件是否可能,想一下子就把农业合作社建立在整块土地的基础上。这表现在一开始试办裕农社的时候,他们就提出要调整
土地;接着,又把在裕农社的错误作法当成经验加以推广;调田的错误普遍发生了,他们也不纠正。
目前,中共嘉定县委在上级党委的帮助下已初步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并开始采取了纠正错误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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