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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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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55-06-22
第3版()
专栏:

请看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
刘金
胡风有一句口头禅,叫做“爱爱仇仇”。究竟他们爱什么?仇什么?请看事实!
首先,他们仇恨党、仇恨党的事业、仇恨革命人民。一九五一年夏天,这个反革命集团在刘雪苇的包庇和支持下,向党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这时,胡风分子罗石(即张中晓),同他的主子胡风唱着同一的曲调,咬牙切齿地诬蔑党的文艺思想是“机械论底势力”,“硬要政治性”,“用来屠杀一切”。
后来,罗石的反动言论在“文艺报”上受到了批评。这对于这个反革命集团说来,真是旧恨加上了新仇(“文艺报”在一九五○年批评了胡风的长诗以后,他们就已经恨之入骨了的)。罗石像王婆骂街似地对他底党羽说道:“那些东西们”,“低能并下流,未有甚于此的”。那咬牙切齿之声,真是溢于言表!
张中晓曾向这个反革命集团里的罗洛表白说,他“四七年到四川,碰到了一个朋友”,他由于这个“朋友”的介绍而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接上了关系。但后来,他的这个“朋友”“不然了”,他“想说服他”,可是没有成功。于是,他就同这个“朋友”“结束了友谊”。他并且狺狺地说,这个“朋友”“只不过陶醉在‘革命队伍’里,崇拜偶像和权威,在集体生活中沉没了”。——看吧,这个胡风分子的反革命立场,是多么坚定啊!
正是由于张中晓的反革命的狂热和坚决,使得胡风和刘雪苇把他当成了掌上明珠。刘雪苇迫不及待地把他从绍兴老家接了出来,把他安插到新文艺出版社去,做了一员把守关口的大将。在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抬举下,这个刚混进革命队伍的胡风分子居然平步青云,一下子成了一个十二级(系出版界的级别——笔者)的“干部”!
可恨的是,这样的例子决不是只有一个!
另一个胡风分子杭行(即罗飞),解放前长期在反动军队里服务,解放后在第一劳工医院里做一个事务员。由于他在一九四七年就投靠了胡风,替胡风做了许多事,因而也得到了刘雪苇的赏识。刘雪苇一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就把杭行调去;随后又把他带到新文艺出版社,并且擢升为编辑。后来,在“三反”中,查明杭行有贪污、隐瞒历史等严重错误而被开除出党,但是刘雪苇竟蔑视党的组织原则,自做主张,把开除出党改为留党察看;并且在宣布处分的大会上,无耻地“代表党”向杭行道歉!那“爱护”,真是到了极点。
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胡风分子之一的罗洛。罗洛在青年报社时,思想落后、作风恶劣,因而在群众中站不住脚。这时,又表现了刘雪苇对胡风分子的爱护备至,竟然不通过组织,硬把罗洛从青年报社拉到文艺处,连升数级,加以重用。更奇怪的是,在青年报社被群众认为思想落后、作风恶劣的罗洛,到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所把持的新文艺出版社不久,竟被吸收入党了。
从以上的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那界线,那原则,究竟是什么!
下面,我想再谈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在对待作家和作品方面的表现。首先谈谈他们的“爱爱”。
一九五四年春,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鲁藜的诗集“星的歌”。这本诗集,从思想内容上说,是个人主义的;从创作方法上说,是主观主义的。这些诗,在写作的当时(一九四二年前后),就已经受到过一些批评。但这样的诗,却被胡风分子阿垅、张中晓、罗洛、耿庸等人爱煞了,他们不遗余力地搜集了最好的形容词来吹嘘它。拆穿西洋镜,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一、鲁藜是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一员;二、集子里有着“—给风”的组诗,好像封建文人献给皇上的歌功颂德的文章,臣仆们是没有不大声叫好的;三、这些诗是用创作实践拥护了和发挥了胡风、阿垅们的反动的诗歌理论的,是忠实地宣扬了胡风的反动思想的。
再举一个例子,胡风分子芦甸的剧本“女难”,在“天津文艺”发表后就受到了“人民戏剧”的批评。那剧本,无论从那一方面看,都是十分低劣的。但胡风集团那一伙人,却硬要闭起眼睛来瞎捧。首先是阿垅把这剧本介绍给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说:“甸兄剧本‘女难’,相当好。虽然受过批评,首先却是那批评底无知与恶劣。”他指示可“改名‘第二个春天’”出版。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奉命唯谨,一接到这剧本,就把它捧上了三十三重天;并且从副总编辑兼第一编辑室主任的梅林到编辑罗洛、张中晓结成一气,使这个剧本出版了。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很多,但已经够了。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仇仇”吧。
有一本战士诗集“我们战斗在朝鲜”,胡风分子张中晓很不耐烦地连看也没有看清楚(这从他引错了原诗的字句就可证明)就批道“写得很不好”,一棍子就把它打了回去。
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现在已经成为读者较欢迎的一本书了,可是新文艺出版社的胡风分子因为它写的是革命斗争的故事,就百般地诋毁它。
胡风反革命集团特别厌恶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张中晓在一本诗集的审阅意见纸上写道:“是作者配合运动的诗,大部分不好,庸俗,如镇压反革命之类。”为什么写“镇压反革命之类”是不好和庸俗的呢?现在已很明白了,正因为胡风集团本身就是一个应该被镇压的反革命集团。
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样十分厌恶描写先进人物优秀品质的作品。有一篇题为“和伙伴们分手的时候”的小说,描写一个志愿抗美援朝的工人,出发前得到一天假期,回家去告别,他先到工厂里去告别,看见工人兄弟们正在非常紧张地修理一部机器,他被吸引了,也加入工作,竟忘记了回家。胡风分子竟批评这篇小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落后思想和落后人物,有无冲突论的倾向”。原来这并不是有无冲突的问题,而是他们主张要大事渲染我们落后的一面,他们对我们的进步是恨透了。
胡风反革命集团对于新生力量也是蔑视的。有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作者投来一首长诗,胡风分子张中晓仅仅指出了“作者往往用一些一般的比喻和词句,一般的故事情节”这一缺点以后,批道:“诗选题已满,不用。”——诗选题怎么会“已满”的呢?原来全部被鲁藜、绿原、冀汸等胡风分子里应外合地抢占了。
所有这些事实,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爱爱仇仇”的真实内容:他们所爱的是反革命的勾当,他们所仇的是革命的事业。难道这不是铁的事实吗?
(原载“解放日报”,本报略加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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