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展望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学者论坛

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展望
李振宏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是史学界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在今年春天《史学月刊》编辑部举办的“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未来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提出各式各样的看法。由于该问题事关中国史学发展的大局，有必要加以认真讨论。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如何评价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成就，如何估价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命运，如何保障马克思主义对未来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是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话题。在史学指导思想这一重大问题上，务必要有清醒的认识。
　　20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对中国史学产生的影响。首先，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历史观念，在中国实现了全民族历史观的根本转变；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性及其历史穿透力，使受其熏陶的学者养成了对历史进行宏观思考的思维习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学家，透过历史的表面现象去发现更为深刻的历史原因，使我们的历史研究能在深刻的理论层面，为人们的社会实践提供借鉴。于是，在国际史学舞台上形成了一个很具特色的中国历史学派。再次，近一个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切成就，几乎可以说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平台上展开的，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和发展并确立指导地位，我们现在所达到的一切史学成就都是不可想象的。
　　历史的经验昭示，21世纪的中国历史研究，仍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是，这个坚持决不是教条的和僵化的，而是要做到两个统一。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我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要重视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根据新的时代特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向前推进，使之不断适应新的时代和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被演化为教条和公式的“马克思主义”，更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多世纪之前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个别看法或结论。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相统一。认为马克思主义只能被学习和遵循，而不能成为研究的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恩格斯说过：“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对一种科学的理论，要了解它，发展它，只有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够达到。
　　要研究就会有争鸣，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不同观点的有益争鸣中得到充实和发展的。21世纪的中国史学，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下功夫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研究的指导理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给史学工作者以智慧和启迪，另一方面，史学工作者又不断地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获得的历史认识，去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这样，在理论与研究实践之间，就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也真正落到了实处。
　　史学理论和中国通史研究将更加受到重视
　　21世纪上半叶，是中国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时期。这场变革的完成，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必将引发人们对历史的重新思考，促使人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重新审视过往的历史行程，并将对历史的思考上升到理论层面，推动历史观的发展更新。所以，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会出现一个史学理论研究的新高潮。近些年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研究等等，已经出现了这样的征兆。
　　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将使中国通史研究领域出现新的热潮。通史热，是历史观和史学理论进步的必然产物。最近，有学者在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成就时，突出谈了历史观的进步和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与撰述，其中注意到了20世纪中国史学进步的这两个方面，但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两者之间的必然性联系。其实，史学发展史证明，任何时候，历史观的进步或更新，必然同时带来对通史性研究的关注和突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通史性著作《史记》的出现，是与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秦汉时期，中国历史刚刚完成从春秋战国开始的伟大社会变革，人们开始形成对社会历史的新的理解和认识，而《史记》就正是人们从新的理性思考出发重新认识历史的产物。20世纪中国史学界从传统的封建正统史观到近代进化史观、从近代进化史观再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两次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促成了通史撰述的热潮；21世纪中国史学界，由社会变革和经济转轨引发的历史观的更新和发展，也必将促使中国通史领域形成大家辈出、群星灿烂的新局面。
　　史学研究的多样性发展将成为潮流21世纪的中国史学，将形成多样性发展的态势。传统的史学研究模式，将历史研究固化在一定的成规之中，使一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在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思路、解决问题的手段、表述问题的形式等方面，都保持惊人的一致性，显示不出历史学家的个性特色。新世纪史学的发展，将改变这种沉闷的史学研究局面。作出这样的预测或判断，主要是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21世纪的社会实践将会更加丰富多彩。过去，我们在长时期内理解的社会实践比较单纯。社会实践的单纯，决定了史学研究思想和课题的单一性。从民主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间，史学研究的选题大都集中在历史上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实践变得丰富起来，真实的历史内容凸现到人们面前，加之历史的加速度发展，社会实践在历史学家面前呈现的是无限丰富的认识亮点，于是，历史学家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思路也就活跃起来，选题的多样性首先表现出来。
　　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思想解放的深入，历史学家的史家主体性解放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而随着史家主体性的解放，历史研究中就会滋生出许多新的东西，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新的史学概念和范畴，新的研究课题，新的史学流派等等，将会成批涌现。理论研究和具体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都将呈现多样性发展的态势。
　　再次，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开始，历史研究已呈现出学术下移的趋势，历史学家从主要关注政治经济的发展，到更多地关注民间、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历史学家一旦走向民间，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选题的多样性，思维的多样性，学术思想的多样性就不可避免。
　　最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将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历史研究的思维和方法，造成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发展。列宁曾讲过：“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在的。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说是更加强大了。”20世纪的科学发展，证实了列宁的预言，21世纪的科学发展还将进一步增进科学一体化的趋势。历史研究也将从众多的自然科学中汲取方法论营养，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方法论手段，造成在理论诉求、方法论依托方面的多样化局面。
　　21世纪中国史学的多样性发展，要求有相应的人文、学术环境，这就是要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地位的同时，要提倡、鼓励和保护不同学派的争鸣。不同历史观的存在是正常的，同一历史观在其发展中形成不同的学派也是正常的，由此而形成的理论和方法论层面上多样性并存的局面，将有力地推动史学的进步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