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一家之言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叶宝奎
　　汉语文字研究包括字形、字义和字音的研究。对于前二者，学者研究较多较深，但关于汉语语音特别是近代音的研究，却一直较为薄弱。这一者因为语音较字形、字义存在更多地域的差异，二者因为语音存在官话与非官话的时代变迁。这种状况使我们至今仍不时追问起普通话与历代语音间、各地方言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
　　罗常培、吕叔湘于1955年就说：“前人在汉语史方面做过的工作侧重在古代，我们现在要多用力量在近代，要首先弄清楚普通话形成的历史”（《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近十年来，学界为弄清普通话形成的历史，加强了对近代音的研究，乃至在海内外形成显学，特别是许多中青年学者对一大批近代音资料的考查研究，使汉语近代音的研究逐渐向纵深发展，也引发了对诸多问题的讨论。
　　应该说，汉语语音研究源远流长。东汉时佛教传入之际，学者们对汉语语音就开始了自觉的研究，反切理论就是在对汉语音节及双声叠韵关系的清楚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南北朝时“音韵蜂出”，韵书和音义书盛行，至陆法言《切韵》集其大成。唐末守温和尚创制36母，晚唐五代至宋，切韵之学兴起，“师法多门”，而明清时期的等韵学承接宋元之风蔚为大观。清初自顾炎武《音学五书》开始，古韵之学逐渐成为显学。然而，清儒崇尚古音，排斥今音，未能有意识地进行语音史的研究。而自清末陈澧《切韵考》起，特别是高本汉学说传入之后，中古音的研究大盛，同时也带动了语音史的研究。高本汉对汉语的中古音和上古音，都有一套音值构拟，并对国际性的中国语言学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初北音学崛起，关于《中原音韵》的研究诸家并起，成绩卓著，音韵学渐由今音学、古音学、等韵学的三元组合变成了四元组合。不过，北音学的重点只在《中原音韵》，并未对近代的北音做系统的考查，汉语近代音仍未引起重视。30年代赵荫棠《等韵源流》虽然考查了许多有关近代音的材料（主要是韵图），但其主旨仍只在梳理等韵源流。40年代以来陆志韦等少数前辈学者陆续对一些近代音的资料作了较为深入的考查描写，但和者寥寥。50年代王力先生《汉语史稿》的语音史部分尚不够精细，尤其是近代音部分更为简略。1985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虽较《汉语史稿》有充实，对上古音、中古音及其演变规律的考查也已相当精细，且增加了“明清音系”一章，但仍只是根据几份代表不同音系的材料，将它们糅合成一个人为的音系。黄典诚于1993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借助汉语方言材料，考查研究上古音、中古音及其演变规律，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其近代音部分也显得薄弱。
　　综观至今为止的汉语语音史著作，共同的弱点有三：一是将汉语语音的演化看成单一音系的变化，古今语音一线牵。这显然无法正确全面地反映和揭示语音史的真实面貌与规律。二是重上古、中古，轻近代，近代音部分相当薄弱，大多只讲《中原音韵》音系，而《中原音韵》只代表元代北音，并不代表标准音和南音，更不代表整个汉语近代音。三是对近代汉语标准音（正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北音、南音）并存且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缺乏认识，往往简单地将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混同于标准音。
　　要将汉语语音尤其是近代语音研究引向深入，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对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历史作认真的回顾与反思。克服单一音系的思维定势，变单线联系为多线联系。弄清楚共同语标准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同源异流”的关系。那种简单地认为元明以来的北京音一直是共同语标准音的看法值得商榷。二是加强近代音的研究，尽快填补空白。研究近代音应联系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汉语历史悠久，汉语语音具有十分显著的历史传承性。标准音与基础方言口语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状况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造成的。对于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所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应有足够的认识。三是努力拓宽研究领域。除了考查标准音与基础方言代表点口语音外，还应尽可能考查各地方音的现状及其源流。研究近代音可资应用的材料极为丰富，除了许多韵书韵图、诗词等韵文材料、域外对音资料、官话课本等等，还有丰富翔实的方言资料。此外，如能广泛地查阅元明清别集、政书、史书、方志、笔记、小说等等，甚至域外文献，从中搜寻语音史资料，也许可以使近代音的研究取得更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