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为理想铁血铸丰碑——回忆我的父亲赵宝成烈士 [复制链接]

第12版(纪念与回忆)
专栏：

献身为理想铁血铸丰碑
——回忆我的父亲赵宝成烈士
石毅
　　1931年11月7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到如今已经70年了。抚今追昔，我更加怀念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更加怀念血洒中央苏区的我的父亲赵宝成烈士。
　　我的父亲赵宝成，原名赵成璧，字元和，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五寨县三岔村，自幼随祖父在太原生活，并于1923年考取了北平京都大学。
　　父亲在北京学习期间，经常和一些进步学生一起去听李大钊等人的演讲，接受马列主义，逐步形成了共产主义世界观。1924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秋父亲从京都大学毕业后，受中共北方局书记李大钊派遣，回到太原开展工作。他同太原地下党负责人崔锄人、王鸿钧、薄一波等同志一起深入发展党的组织，为党在山西的发展培养了一批骨干。
　　1928年，父亲改名为赵阁民，化装成商人和同乡、中共党员李在唐在上海中央局专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遵照中央指示，父亲和李在唐在上海开了一家旅馆，并以此为掩护作为党中央的一个秘密联络站和中转站。为了掩护工作，不被反动当局怀疑，经组织批准，父亲于1929年春回到山西，同1927年入党的母亲石澹峰成了亲，并一道来到上海。从此，父母在上海以开旅馆为名，专门负责中央的重要文件的传递与联络，接待来沪参加党中央会议的领导同志。同时，父亲还担负着为进行反“围剿”斗争的中央红军筹集军火和各种物资的艰巨任务，经常秘密来往于京、津、沪、杭、蚌一线，为中央苏区购置和运输了一大批医药、军火等物资。那时我党的活动经费极为匮乏，为了支付给苏区购买各种物资的费用，父亲毁家纾难，将自己家中的良田房产变卖，在战友李在唐和胞弟赵全璧（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的帮助下，源源不断地送往上海，为党中央筹集了大量的活动经费，有力地支援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的局势骤然紧张。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避免党的中央机关出现更大的损失，党中央决定让父亲和母亲撤离白区，向中央苏区转移。行前父亲给我的三叔、地下党员赵全璧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风云骤变，阴霾蔽日，即日离沪，赶赴瑞金。这是暂时放弃城市，扎根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而后夺取政权的必由之路。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前这也许是最后一封信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请转告父母。”由此可见，父亲对革命取得胜利，抱有足够的信心。
　　父亲母亲到达红都瑞金后，邓颖超立即亲自上门，看望并听取了他们的工作汇报，然后，给他们安排了新工作。父亲任苏区中央工农通讯社副社长，母亲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文化主任教员。
　　1932年6月，蒋介石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连续七八个月的征战，红军战士疲惫不堪，给养和物质供应严重不足，药品奇缺。根据周恩来的提议，1933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委会决定，任命父亲为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以加强对中央苏区的后勤保障工作。在此期间，父亲派出同乡好友李在唐潜回上海秘密筹款，并让叔父赵全璧把全部家产变卖，换成银元，购置了大量药品和物资，雇用驮骡队运到苏区。同时，按照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布置的“打仗、做群众工作、筹给养”的三大任务，率领总务厅总务处长袁福清和管理处长徐毅等筹款、筹给养，殚精竭虑努力工作，保障了中央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
　　在反“围剿”期间，母亲在校长叶剑英、副校长何长工、政治部主任欧阳钦领导下，为红军将士补习文化课，还经常自编自演节目慰问红军战士，并以扮演革命老大妈而著称于整个中央苏区，被誉为“红军老太婆”。数万红军将士都曾经看过她的演出。母亲还与赵品三（时任教育部艺术局局长，解放后任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共同参加了1935年的元宵晚会演出，受到瞿秋白、何叔衡、陈毅、项英、毛泽覃、陈潭秋、刘伯坚等领导同志的赞扬。
　　1933年8月，党中央决定，1934年1月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迎接大会的召开，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府会议，批准建造“六大建筑”，命中央政府总务厅具体负责，在沙洲坝建造中央政府大礼堂，在叶坪红军广场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并把红军检阅台，由竹木结构改建为砖木结构。
　　“六大建筑”造型设计庄严肃穆，布局合理。单是设计工作，父亲和总务处长袁福清、管理处长徐毅就费了不少心血，请钱壮飞为纪念塔设计图纸，请黄亚光为大礼堂设计图纸。这些红色建筑至今还是后人回顾党史、参观红色根据地的历史见证，成为江西省的名胜。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苏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面临崩溃的境地。父亲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忠实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指令而受到牵连，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残酷打击。“左”倾机会主义分子肆意践踏苏维埃法律，就在父亲被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再次选举为中央政府总务厅长的第二十天，即1934年2月13日，未经任何组织决定，突然袭击，撤销了父亲的厅长职务。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博古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拥护毛泽东，反对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部乘机甩掉，留在根据地打游击，瞿秋白、何叔衡、贺昌、刘伯坚、古柏、毛泽覃及我父亲赵宝成就是这时被博古留在中央苏区，后来被敌人杀害的。因此说，他们的牺牲，固然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围剿”苏区，屠杀了大批共产党人，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异己，也是造成这批领导干部牺牲的重要原因。
　　红军主力撤出江西后，在保卫中央苏区和掩护中央分局突围的艰苦日子里，父亲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忍饥受冻，跋山涉水，在苏区的大山里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最后，被敌人围困在江西铜宝山地区的山林中。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退围攻上来的敌人，宁死不屈。敌人便使出惨绝人寰的手段，放火烧山。所有武器一起向红军战士开火，向他们发泄全部的阶级仇恨，大火顺着山坡乘着风势扑过来。烈火中，红军勇士们顽强抵抗。激战中，敌人射出的罪恶子弹击中了父亲的前胸。这一年，父亲才33岁。
　　中央机关撤出瑞金，母亲被编入由五次反“围剿”下来的轻伤员组成的第五所工作。在一次夜行军中，她不慎跌入山沟中摔伤、被俘。敌人将她押在特务连3个月之久，四次拷打逼供，仍一无所获。仅仅知道她是山西翼城人，是红军的洗衣员。后来，敌人将她发落到国民党江西“九江行营感化院”，与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老妈妈和吴维英同志关押在一起。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全国抗日呼声高涨，形势急剧变化，国民党解散“感化院”，将母亲“递籍押解”回原籍。经过四个多月的“递籍押解”，终于在1936年春，她回到了阔别七年的家乡——山西省翼城县。不久她做了抗日救亡儿童教育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解放后，因种种原因，父亲的烈士身份一直得不到组织的承认。无奈我于1965年写信给伟大领袖毛主席，请求毛主席证实父亲的情况。在毛主席的亲自关怀下，通过邓颖超、康克清、叶剑英、何长工、欧阳钦、赵品三、张经武、李舜琴等革命前辈的亲笔证实，父亲的革命经历终于得到中央组织部的正式承认，1966年国家内务部追认父亲为革命烈士。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又被诬为“假烈士”，母亲也被诬为“叛徒”，直至被迫害致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颖超、胡耀邦、乌兰夫、伍修权、程子华、罗贵波等革命前辈的亲切关怀和何长工、石联星、赵品三、欧阳钦等革命前辈的证明下，我的母亲石澹峰被国家民政部重新确认为退伍红军老战士。同时，国家民政部为我的父亲重新换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中国革命奋斗的革命人生都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光辉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