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是对行政、司法机关错误的惩戒，这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必须付出的成本，所以应当——让国家赔偿实至名归 [复制链接]

第9版(民主和法制周刊)
专栏：立法聚焦

　　国家赔偿是对行政、司法机关错误的惩戒，这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必须付出的成本，所以应当——
让国家赔偿实至名归
周起红
　　因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公民权益遭侵犯而受到损害者有依照法律规定获得赔偿的权利，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原则，也是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体现。它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完善国家赔偿制度，也是民主法治的标尺和社会稳定的“安全阀”。
　　国家赔偿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2000年，对公民谭建华、李开成、吴光胜来说，是个悲喜交加的年份——被深圳市司法机关羁押了6年之久后，有关方面终于宣布他们无罪；经过一再向赔偿义务机关深圳市龙岗区检察院提出申请、复议，被驳回后，再向中级法院申请，法院最终作出裁定，龙岗区检察院要在30日内向谭建华等3人支付赔偿金20万元。但类似的遭遇对于黑龙江铁路工人史延生（被判死缓两年，其母等3人被判包庇罪，全家7口被羁押5000多天）来说就不那么幸运了，他仅获赔6000余元，一天自由才折价1元多。
　　与国外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美元赔偿相比，我们的赔偿几乎等于不赔偿。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然而法理却是相通的：即国家机关犯了错误也要受到相应的惩戒，赔偿即是其中之一。但是，目前在一些人心目中的赔偿理念存在误区。要消除这些误区，就必须确立对国家赔偿的正确认识。
　　国家赔偿是对行政、司法机关错误的惩戒，这是建立正常法治秩序必须付出的成本。如果惩戒—赔偿不到位（太少或不赔），行政、司法部门违法行为就会毫无制约地发展。
　　在国家赔偿中的高额赔偿决不是“加重国家负担”，而是为了实现更远大的法治目标必须付出的成本，高额赔偿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少赔偿。这就是国家赔偿的进步意义，有利于建立起人民（外部）监督和自我监督的惩戒机制。
　　国家赔偿法亟须完善
　　国家赔偿法的制定，落实了宪法的规定，使国家赔偿得以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它公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国家机关应当遵守法律，政府侵权同样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已施行6年多了，6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实践中所暴露的问题，如赔偿案件少、获赔数额低、获赔之困难等，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部法律。据北京市统计，国家赔偿法实施6年来，行政赔偿最高额仅为4万元，绝大部分只有千元左右。究其原因，除了国家法治环境尚不完善，公民、法人及赔偿义务机关法治意识不高，赔偿经费没有真正落实之外，国家赔偿法本身的不完善无疑是直接原因。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国家赔偿法加以不断地修改和完善。
　　在2001年3月国家召开的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应年松提出了修改国家赔偿法的议案。他认为完善国家赔偿，首先应当修改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就是确定以什么标准确认国家对其侵权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它是国家赔偿理论研究和实际立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国内外关于国家赔偿的归责原则，主要有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违法责任原则三种。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确立的是违法责任原则，当时主要考虑的是违法责任标准易于掌握，赔偿范围适度。但现在看来，违法责任范围过于狭窄，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虽不违法，但却明显不当行为的赔偿责任排除在外，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得赔偿的权利，同时也与国家赔偿法的某些条款相冲突。
　　另外还应提高国家赔偿的数额。对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可参照民法通则的规定按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予以赔偿，取消最高额限制；对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应赔偿其工资损失和间接损失，对侵犯财产权造成损害的，应赔偿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包括可得利益损失；同时，对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应实行一定程度的惩罚性赔偿；此外还应当考虑实行精神赔偿。
　　为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创造良好法制环境
　　曾有媒体报道，内蒙古财政部门为保证国家赔偿制度的顺利实施，设立了一项叫国家赔偿金的专用基金，数额高达几百万元，但自设立6年来一直备受“冷落”，仅有一家单位申请。无独有偶，深圳市中级法院从1995年4月设立赔偿委员会以来，到1998年前没有受理过赔偿案件；从1998年到2000年，虽然赔偿案件呈年年上升趋势，但立案总数仅19宗，只占赔偿申请的极小部分，而国家每年财政拨款的5000万元赔偿金，几乎分文未动。为何会出现如此奇异现象，究其原因，这中间既有公民与国家力量悬殊的对比，也有公民自身对国家赔偿知之甚少的因素，它牵涉到相关社会、法律制度以及公民意识等多方面的社会环境问题。
　　就国家赔偿而言，它的背后涉及到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定位。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国家与公民的关系是“大”对“小”的关系。如今，我们虽然已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对于某些执法者、政府官员、新闻媒体，甚至于普通老百姓自己，要改变他们潜意识中残存的以“人治思维”为内核的“国家哲学观”依然是一项不容忽视的艰巨工程！
　　国家赔偿法的颁布与实施，为人们提供了观察与思考的理性空间。推进国家的司法进步、提高民众的法制意识，为法律的施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包括国家和全体公民在内都应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营造出良好的法制环境，才能为法律的实施奠定坚定的基础，才能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