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知”开始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金台随感

从“无知”开始
杨学武
　　《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是一部“实话实说”的社会调查纪实著作。作者曹锦清在谈体会时说，他采用的是访谈式的田野调查，这种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他认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而没有它也可能使调查难以入手，从而无法发现“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他采取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方法：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就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观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社会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曹锦清深有感触地说，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了解到社会生活的真实。
　　“无知”的调查方法，确实很新鲜，难怪读《黄河边的中国》有清新扑面之感。曹锦清虽然是著名学者，但他在黄河边进行乡村社会调查时，既没有高深莫测的学究气，也没有居高临下的官僚气，更没有装模作样、花言巧语、弄虚作假的市侩气，而是“脱胎换骨”地把自己当作一个“无知”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在田边地头“听课”，认认真真地在农家小院“做作业”，诚诚恳恳地接受农民群众的“教育”。正因为他的“无知”，他那“无色”的眼睛才容易看到“原版”的社会生活；正因为他的“无知”，他那“无主”的头脑才获得了真知——对中国乡村社会独到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
　　“无知”的调查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放下架子”、抱着求知的欲望，就可以进入“无知”的境界。可有些领导干部下基层视察工作，有些专家学者到农村调查研究，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和高出一筹，在视察和调查之前，他们喜欢高瞻远瞩地拟定具有“思想高度”的视察要点，先知先觉地制作具有“理论深度”的调查提纲；在视察和调查之中，他们习惯先入为主地发表带有“指示性”的意见，固执己见地坚持带有“倾向性”的看法……
　　如此视察和调查的结果，既没了解实情，也没有获得真知，更不可以作出正确的指示。这种视察和调查，就是流行的官僚主义和学究主义的表现。
　　毛泽东当年写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曾说：“我这回到湖南，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情况。从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得材料不少。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许多奇事，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正是靠这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老老实实的学风，毛泽东才发现了中国革命的真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道是“无知”却有知，“无知”是有知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