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超之路邻为鉴——中印软件产业发展对照 [复制链接]

第7版(电脑·网络·通讯)
专栏：

赶超之路邻为鉴
——中印软件产业发展对照
本报记者杨健
　　追求实效的教育体系
　　从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往酒店走，接我们的是一位50开外的老司机。得知我们此行是向印度发达的软件业取经，反光镜里，他的眉毛扬起老高：“是啊，这里的每一位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软件工程师。”
　　可当一名成功的软件工程师并不容易。1999年，印度最著名的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招收新员工，18.3万考生中，只有1／3通过了数学、逻辑和分析推理的书面考试，经过反复筛选，最终被录用的不到3000人。
　　竞争的激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信息技术人才资源的丰富。印度国家软件与服务公司协会（NASSOM）主席科兰·卡尼克介绍，2001年3月，印度软件业雇佣了41万从业者。而全印度每年培养的计算机专业大学毕业生达17.8万，1.7万所私立培训学校每年轮训量差不多有100万人。
　　20年前，拉钱德拉·帕瓦在咖啡馆里筹划成立国家信息学院公司（NIIT）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印度的软件人才属于稀缺资源，而且大量流失，硅谷成了印度软件精英的“打工天堂”。
　　NIIT是印度IT教育的缩影。如今，它的60万名学生遍布27个国家的3000个培训基地，包括中国的上海。在那里，NIIT将学院式的教育与企业家的训练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时间管理能力、表达能力、信息收集与分析的能力。这是中国学生最缺的东西。
　　NIIT有一套“医学院理论”，即，优秀的医院一定与优秀的医学院共生。这是典型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NIIT，担任教员的大都是国际著名IT公司的高级技术和管理人员，教学就像教瑜珈或音乐一样，注重实践而非概念。这与中国众多大学的计算机教学方法存在很大区别。
　　在起步阶段，它先让学生观察专家怎样推理和计划，怎样系统地解决问题；然后，学生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实践，随时随地得到及时的帮助；最后是学生的独立实践。经过一个循环的学习，学生的自信心和实践技能都会有很大的提高。用NIIT的话来说，“保证你在全世界都能找到工作。”
　　整体推进的软件开发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NIIT的总裁拉钱德拉·帕瓦与媒体记者有一番精彩的对白。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汇中，印度的软件公司兼收了东西方之长，既注重整体的设计，又特别关注细节，软件的质量堪称一流。
　　做一个具体的项目，他们的项目组通常仅对需求分析就会做数周乃至一个月，然后才开始分配任务，对任务完成时间的规定甚至精确到小时。对于每一个模块，他们习惯于完成一部分测试一部分，测试题很多，直到测试结果全都符合要求为止。在软件开发过程中，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记录在案，以保证后面接手的人在每一个环节上都能跟上思路。不像一些中国的软件企业，大多数灵感都汇集在少数人的脑子里，事过境迁，连当事人自己都想不起来，更不用说当事人远走高飞后留下的无数麻烦。
　　尽管在印度的很多地方，软件工程师在午夜12点下班是经常的事，但不少公司对一天编程的行数有一定限制，不允许一下子干得太多，以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可靠性。下午茶和工间锻炼虽不是强制的，但已形成惯例，员工在这些地方交流信息，愉悦身心，同样是为了工作的效率。
　　在绿草如茵的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和莺歌燕舞的萨特姆公司，我们很难分清自己到底是在班加罗尔、海得拉巴，还是在美国的硅谷。无论是建筑的风格、设施的完善，还是公司运作的方式，两者间都几乎已经没有分别。事实上，在全球被评为软件能力成熟度（CMM）5级的40家企业中，印度就占了29家，这一点连美国都不能望其项背。同样地，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完成项目的及时率在90％以上，而美国的平均水平只有60％—65％。
　　在这样一个被各种条例、标准和管理所规范着的环境里，中国式的“软件英雄”没有立足的余地。国内常常有软件工程师看不起印度同行编的东西，认为冗余太多，没有多少创造性。而在印度人看来，炫耀个人编程技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整齐划一的团队加上专业的项目经理和高级系统设计师、分析师，打上“印度公司”品牌的软件自可纵横四海。
　　当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被团队精神所淡化之后，中国软件企业中那种“唯技术带头人独尊”的现象在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并不多见。工程师的创造性通过同等论争的渠道释放出来，对公司是一种建设性的力量，这同时也有利于员工的稳定。相对于印度企业30％的员工流动率，信息系统技术公司的人员流动只占10％。
　　对于员工创造性的鼓励同样存在，不过是用其他方式。在印度第三大软件公司韦普罗，我们问董事长阿齐姆·普雷姆吉，怎样看待希望自己创业的员工。这位亿万富翁回答，大多数优秀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冲动。从公司的角度讲，把业务做大，给他们广阔的空间，与他们分享财富，同样是对其雄心的回报。在韦普罗，70％的员工都有公司的期权。
　　放眼长远的IT政策
　　不可否认，企业家精神是印度软件业成功的关键，而印度政府在软件产业前进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同样受到大家的称颂。正如微软印度公司总经理拉吉夫·卡尔所言，“是众多优秀的企业家和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一起，把印度软件业推上了快车道。”
　　印度IT部长普拉莫德·马哈詹便是这些政治家的杰出代表。在许多印度企业家看来，马哈詹属于印度政坛新一代领导人，开放而自信。在国会，除了纸和笔之外，原来是不允许带进其他任何东西的，可马哈詹冒着触犯法律的风险，硬是把笔记本电脑提了进去。同样是他推动立法，规定政府公务员必须及时回复收到的电子邮件。他还发起了一场运动，普及电子签名和电子商务。马哈詹认为，要拉动印度软件市场的内需，政府应该在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方面寻求突破。
　　在马哈詹的计划中，信息技术教育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他认为，要达到2008年软件出口500亿美元的目标，现在的人力资源还不够，他决心在未来几年中让IT学院的招生人数翻一番。“我们不可能不让人家出国。要留住人才，办法有两个，一是增加每年培养的人数；二是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营造一种环境，给那些有才能的人在印度发展的机会”，马哈詹说。
　　在马哈詹的领导下，印度不少邦设立了IT秘书，有19个邦的政府还制定了IT政策，这当中自然也有海得拉巴所在的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钱德拉巴布·杜奈被誉为走在印度各邦最前列的“便携电脑部长”。6年前，当杜奈在安得拉力促IT业的发展时，他受到的是广泛的批评，“他们说，你瞧！他不管食物、住房和水，却在鼓动信息技术！”但杜奈不管这些，“我始终把信息技术视为创造就业、创汇和致富的机会。”他所推动实施的“双城”计划，让百姓在网上支付账单、领取执照，他认为减少公务员和百姓的面对面接触，可以有效地遏止腐败。“现在，悲观者的观点变了，没有人再否认印度是一个IT强国。”
　　在班加罗尔150万平方米的软件技术园里，税收政策极为优惠，而且所有入园的企业都不需经过烦琐的审核。卡纳塔卡邦IT秘书威维克·卡尔卡尼觉得，企业到这里来，是为了追求远大前程，不至于“挂羊头卖狗肉”骗取优惠；而且吸引它们来的，主要也不是免税措施，而是这里丰富的人力资源。政府重视信息技术教育的长远谋略，终于在招商引资中凸显出巨大的作用。
　　在这样的环境里，资金不再是印度软件企业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大量早期出国的印度软件工程师或引来风险投资，或自己投资于印度企业；另一方面，软件企业上市融资的渠道也十分通畅。在安得拉邦的1000多家信息企业中，就有600家在印度本土上市。而信息系统技术公司和韦普罗公司，更是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顺利融资。信息系统技术公司总裁那拉亚纳·穆蒂甚至认为，在纳斯达克上市主要不是为了融资，而是在美国建立品牌，然后吸引优秀的美国员工就近为美国客户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