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徽州，还有其他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文化纵横)
专栏：文化杂谈

襄阳，徽州，还有其他
袁鹰
　　编者按：10月9日本栏发表了李辉的《襄樊何不称襄阳》一文，引起许多读者的反响。今特发表老作家袁鹰的文章，欢迎读者就此类问题各抒己见。
　　李辉为某些不伦不类至少考虑欠周的改地名发出呼吁和建议，不止这一次。因为批评在理，得人心，所以能得到回应。湖北“荆沙”恢复荆州和沙市原名，便是一例。
　　襄阳，同许多历史名城一样，早就载入史册，深入人心。我从少年时代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作品，就记住这个具有浓厚历史文化色彩的地名。40多年前编报纸副刊时，有一次接到一位老诗人来稿，附信上说他“于×月××日夜入襄阳”，本是一句极其普通的书信用语，但那个“入”字用在襄阳地名之前，便平添不少古意。仿佛见到荧荧灯火之中，一位远来的旅人提着简单行李进入古城，徘徊旧街上寻找住处。这种具有风霜色彩的画面，只能同襄阳、荆州和类似古城名称联系，若是换作“入广州”、“入宁波”、“入石家庄”，便没有那种韵味。从那时起，一见到襄阳这地名，我便会想起诗人信上那三个字，到现在还记得，虽然我至今未曾去过襄阳———那个已被改为“襄樊”的城市。
　　中国许多以“州”、“城”、“阳”等字命名的城市，都经历过久远的沧桑岁月，也是悠久文化的见证。就说“阳”字吧，本来是依山筑城、傍水而居之意，表明城市的诞生史。以“阳”为名的城市很多：辽宁的辽阳，河北的饶阳，山西的晋阳（太原），河南的安阳、淮阳、信阳，湖南的岳阳、衡阳，福建的建阳，比比皆是，都同山和水有关。襄阳于东汉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建郡，再过七年便已拥有两千年历史。都是有根有底，随意改动不得的。
　　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有些地方，曾经将邻近的城镇合并成一个城市，各取一个字合而为名，那是特殊的历史原因形成的。建国以后，就陆续取消了那些具有临时性的地名，例如旅大市就恢复了大连市的原名。由于城市迅速发展，改动一些地名自属必要，由于市、县、区等行政区域的设置、改变、升级，使不少地名显得不够规范，例如地级市管辖县级市，大市下有小市，外地人是不清楚的，也是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必然。我以为，对“州”这个地方行政区划名称的使用，便多少有些混乱。十多年前，山东益都恢复从《禹贡》时代就得名、有很古远历史的青州名称，是有道理的。京东的通州（因为江苏有南通州，故又称北通州），划归北京市后，市下称州，有所不妥，故称名通县，同其他郊县并列，也还合适。如今撤县为区，称“通区”太拗口，只好改为“通州区”。州和区都是行政区域称谓，不免重床叠屋。又如四川万县，本来也是旧名，“万县惨案”载入现代史的。后升称为市，改为万州市，现在划入重庆直辖市，只好又改为万州区，名称叫区，却管辖原来一个地级市的辽阔范围，总觉有点别扭。
　　但我以为最需要商榷的，是安徽的徽州。徽州从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设州，由于处于水陆交通要地，商业繁荣，逐渐成为东南大郡，元代升为徽州路，明代改名徽州府。清代置行省，就是从安庆、徽州两个大城市的名字各取一字合称安徽省。同样情况，还有江宁（南京）、苏州之于江苏省，福州、建阳之于福建省，甘州（张掖）、肃州（酒泉）之于甘肃省。然而，就这样一个具有千年历史、名闻天下的古郡，突然间改名为黄山市。据说是为了“打黄山牌”。“黄山牌”当然是要打的，事关开发旅游发展大计。但是打这张牌，就非要先将徽州或屯溪改名不可吗？如果依此类推，“打西湖牌”或者“钱塘江牌”，就要先将杭州改名西湖市或钱塘江市，“打浦东牌”就要先将上海改名“浦东市”，岂非笑话奇谈？
　　我接触到至少有两位皖籍名家，都写过文章表示了非议。一位是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原省顾问委员会常委欧远方同志，一位是原江苏作家协会主席艾煊同志。他们虽然都不是徽州人，却都时刻萦怀于那座历史文化名城，对它悄然失去又都不能已于言。欧公曾著文《徽州何时失而复得？》（载1999年2月7日《新民晚报》），殷切呼唤“我们安徽失去徽州已十几年了，何时能失而复得呢？”“复得”的倩影尚在虚无渺杳之中，欧公却已带着这个永远的企盼远行。艾煊兄感慨于徽州被轻易改名这种不尊重历史文化的做法，我是亲耳听到的。他执着地坚持“不说白不说，白说也要说”的韧劲，可惜他也在几个月前抱着遗憾而远去。看来徽州“失而复得”只能留到梦里了。与莎士比亚同时的汤显祖，毕生神往于徽州风物，写了杰作《玉茗堂四梦》之后，曾经怅然吟过两句：“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他会料到400年以后，竟然会“梦中无处觅徽州”吗？
　　经历了千百年沿革的地名的改动，事关历史、文化、地理、社会、民俗等等诸多因素，还是走群众路线，多多倾听各方专家和老百姓的意见，慎重施行为好，这总比凭少数人意旨匆忙决定更稳妥些。我热切希望：如同青州市、荆州市名字恢复那样，襄阳市、徽州市的名字也能恢复，还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