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之盛事不朽之奇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 [复制链接]

第4版(大地·评论)
专栏：“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评介

艺术之盛事不朽之奇观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
　　仲呈祥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反映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热潮。先是话剧，接着是文学、电影，再后是覆盖面更广、受众更多的电视剧。当诸类文艺形式各显所长、竞相审美地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波澜壮阔的重大革命历史及其领袖人物的精神风采时，中国文坛便呈现出一种奏响时代主旋律的人类文艺史上壮美的奇观。
　　人类用文艺形式尤其是表演艺术形式，再现重要的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较早出现的是16世纪末英国的莎士比亚，那是一次创作高峰。往后，到18世纪，历史剧的创作热潮由英国传到德国，出现了歌德与席勒，两人都写历史剧，歌德的文学成就高于席勒，但席勒的历史剧创作却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了歌德，其缘由，很可能与席勒本人就是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曾撰写过《三十年战争史》等文学巨著有关。再往后，到19世纪，历史剧创作高潮又转向了俄国，代表作是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普希金也是一位对历史科学有着浓厚兴趣的浪漫主义诗人。至于苏联时期，更出现了“刘宁三部曲”这样非常重要的作品。
　　人类进步文艺史上关于历史剧创作的经验值得注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从中总结概括出著名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化”创作倾向的论断，至今仍发人深思。一个不懂得自己民族历史的民族，不知晓艺术地再现自己民族的重要历史的民族，是悲哀的。一个民族的成熟，应当体现在自觉地对这个民族历史的科学把握和艺术再现上。因为惟其如此，这个民族才能以史鉴今，洞察规律，深刻认识现实。中华民族有着重视历史剧创作的悠长传统。茅盾先生考证过，元、明、清的话本戏曲艺术里，历史题材就占多数。抗日战争时期，以郭沫若剧作为代表的历史剧创作激励人民团结抗日，分清忠奸，功不可没。所有这些，都雄辩证明：凡具备了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都可能产生历史剧创作高潮的艺术现象；凡成功的重要历史剧创作，没有一部是“气死史学家”的胡编乱说，而是作家艺术家在学习历史、感知历史、深通历史运行的规律的条件下，发现历史本身蕴含的智慧和通向现实的契机，并把握当代思维的新鲜成果，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和虚构，精心进行审美创作的结果。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高潮，更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结束十年浩劫，人民重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曾走过的辉煌历史，缅怀革命领袖的丰功伟绩。这成为整个社会一种强大的审美需求。
　　作家艺术家顺应时代和人民的需求，把创作题材选择的目光投向重大革命历史及活跃于其中的革命领袖人物，党和政府也专门成立了“全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如此高度重视这类题材的影视创作，这在世界各国恐怕还独一无二。我们理应以高度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对这种独特的艺术现象作出充分的历史评价和科学的美学阐释，以解放作家艺术家们审美创作的想象翅膀，拓宽他们艺术思维的天空。
　　如果说，当银幕上相继出现《开国大典》、《开天辟地》、《大决战》等一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优秀故事片时，人们曾对荧屏上尚未问世能够足以与之相比美的同类题材的优秀电视剧而甚感遗憾；那么，当为国庆50周年和建党80周年献礼的优秀电视剧《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日出东方》等相继问世后，广大观众的审美满足和兴奋便驱散了遗憾。这批优秀电视剧在荧屏形成了一道壮美的风景线，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取得了重要突破，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鲜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美学观，自觉把握历史学与历史剧两种思维的联系与区别，“徘徊在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努力实现“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的尽可能完美的统一。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一是重大，二是革命，是关乎传播革命历史、激励民族斗志的政治性极强的严肃创作。凭借现代化电子传媒优势，一部如《长征》这样的力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可拥有近2亿观众，因此更容不得半点胡编戏说。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需要具备充足的历史学修养，具有科学地把握了历史运行的内在规律，发现了历史本身蕴含的智慧，才有资格站在当今时代思维的制高点上对重大革命历史进行审美创造和艺术再现。但历史学研究毕竟完全不同于历史剧创作。前者是科学抽象思维，后者是艺术形象思维。黑格尔认为：历史剧艺术家应“徘徊在艺术虚构与历史真实之间”。他有意把“艺术虚构”置于“历史真实”之前，正如恩格斯在谈及他的批评标准时有意把“美学观点”置于“历史观点”之前一样，显然都是一种深邃的艺术眼光，须知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品，首先须注入艺术虚构并经得起美学分析，否则，历史真实和历史分析就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很可能是公式化概念化说教式的。早期不少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如今已很难再赢得广大观众，究其缘由，主要是缺乏艺术魅力、审美化程度不高。而《开国领袖毛泽东》、《中国命运的决战》、《长征》、《日出东方》等优秀电视剧，就在这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和突破。这批作品既注重对历史精神的科学把握，又注重在此基础上充分展开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翅膀，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不必实有，只要会有”，从而具有了较强的艺术魅力和较高的审美化程度。《开国领袖毛泽东》里的毛主席秘书形象，便是综合了历史上几位真实的秘书之后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他虽不曾实有，但确是特定历史情境下会有的可信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人物。《长征》中毛泽东率领红军将士在草地上头顶飘泼大雨手挽手高唱《国际歌》奋进的感天动地的堪称经典性的艺术情境，也非历史上真有其事，但确系完全符合人物在特定环境里的情感逻辑和性格逻辑的会发生的富于精神美感的事。这样，历史精神的科学把握和艺术思维的合理解放，既使作品所表达的深刻思想被艺术化了，又令作品所呈现的精湛艺术被赋予了深刻的思想。两者的水乳交融，美感与魅力便由此产生。
　　第二，坚持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重大革命历史及其重要历史人物进行艺术观照和审美表现，努力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叙述和对历史氛围的艺术营造而聚焦于对历史人物精神世界的完整塑造，尽可能地开掘其文化内蕴和人性深度，“史”中觅“诗”，追求史诗品格。
　　哲学的解放总伴着艺术的繁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深入人心，给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带来了勃勃生机。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还历史以本相”、“完整塑造历史人物形象”，成为电视剧艺术家们的共同追求。在《长征》等一批优秀作品中，不仅像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革命领袖形象塑造得更加立体化、多侧面，真实感人，血肉丰满；而且如李德、博古和张国焘等历史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完整可信。《日出东方》以人带史，紧扣塑造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历史伟人形象，把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从“八一”南昌起义到红军井冈山会师这一系列纷繁复杂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艺术地叙述得有声有色、张弛有致；同时，《日出东方》又反过来以史写人，叙述历史事件不忘精心营造历史氛围，而最终是为了塑造活跃于这种历史氛围中的、并决定着这些历史事件走向的历史伟人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从而将历史事件与人物命运相互渗透，将历史艺术化和心灵化。譬如陈独秀形象，作品精雕细刻了他一波三折的思想演变轨迹和鲜活的个性人格。“五四”时期，他作为伟大旗手，思想先行，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气势如虹；但伴随着历史的行进，他由于思想局限、个性偏激和文化人格的制约，“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给人以深刻的历史警示与文化启迪。《长征》中的毛泽东形象和周恩来形象所蕴含的文化意味、人格魅力和人生诗情，更值得称道。在这里，毛泽东形象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精神火花，周恩来形象则更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人格相交融、整合而迸发出的精神火花。两者相得益彰，互补生辉，显现出历史选择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光照千秋的人格魅力。
　　第三，坚持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编、导、演、摄、录、美、音、化、服、道诸因素的优化组合，培养造就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作风优良的创作骨干人才，以确保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能真正进入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神圣行列。
　　《长征》等电视剧创作成功，决非偶然。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为这批作品的创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党史研究室的著名党史专家、军事科学院的军史专家参与创作并指导把关，有中央电视台组织调集代表国家一流水平的创作人才（如数十年潜心学习研究党史的传记作家王朝柱，注重自身素养、学养、修养培养的特型演员唐国强、刘劲、王伍福、孔祥玉，锐意进取的导演金韬、王进，经验丰富的老化妆师王希钟等）担纲创作，强强联合，优势互补，从而保证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资源的深入开掘与最佳配置，保证了作品一流的思想、艺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