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喝彩的美国记者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

为中国喝彩的美国记者
本报记者张勇
　　特立独行著文章
　　套用个时髦的词儿，盖·特立斯是美国记者中很“另类”的一个。他曾是《纽约时报》的名记者，被称为上世纪60年代“新新闻主义”的开山者之一，又是走红美国文坛的纪实文学作家，但他确实与印象中的美国记者大不一样。
　　美国记者是不修边幅的，显得粗犷、随意。特立斯却总是穿着剪裁合体、手工缝制的西装，举止优雅。他认为，记者的着装是个严肃的问题，“你不一定像我穿得这样好，但你总得让人家感到被你采访是值得的吧”。
　　美国记者是热衷追逐“坏消息”的，信奉“坏消息才是好消息”。特立斯对此不苟同：“美国媒体让我最不喜欢的是负面报道太多”；新闻工作是一种“奉献”，记者需要具有良好的修养，为社会提供有教益的作品。
　　美国记者是崇尚科技领先的，各种新设备受到追捧。特立斯不以为然：“我不用录音机，不用电脑，不用打字机，只用铅笔。虽然写得慢，但是写得好。”说着，他脱下西装，拎在手里抖了一下：“就像这件手工缝制的衣服。”
　　那件衣服的牌子上，印着特立斯叔叔的名字。按照特立斯的说法，他干上新闻这一行，与他出身裁缝世家有很大关系。他父亲17岁时从意大利移民美国，靠家传的裁缝手艺为生。“事实上，当记者与当裁缝有相通之处，”特立斯说：其一，二者都能与权贵打交道，“当记者有机会接触市长、总统，当裁缝也是这样。我在巴黎的叔叔曾为戴高乐将军做衣服，我的祖先还为拿破仑的亲戚服务过”；其二，记者和裁缝都要有很强的观察力，必须对自己的工作对象有细致周详的了解。特立斯感到自豪的是，他父亲只做手工高档服装，他继承了这一风格，“一针一针地”写文章。
　　作为移民的后代，特立斯天生有一双好奇的眼睛，具备当记者的潜质。上中学时，他就为一家地方报纸写了数百篇专栏文章。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纽约时报》，干得相当出色。他挖掘新闻有自己的一套：当你把录音机伸到别人嘴边，往往得不到真实的答案。于是，他就“在大街上四处溜达，听人们谈论些什么”。在他看来，新闻是一种“闲逛的艺术”。这与我们中国记者“跑新闻”的说法有些类似。
　　1961年，特立斯出版了第一本书《纽约——一个意外收获的旅行》，获得巨大成功。此后，他转行做了职业作家，“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不遗余力地进行调查研究”，以“完美的文学式新闻”记录“真人的故事”，迄今已出版8部纪实文学作品，销量都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前列，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几十个国家出版发行。由于他在新闻和文学上的突出贡献，他今年被聘为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委。这对一名记者来说是莫大的荣誉。
　　别具慧眼看中国
　　特立斯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生在1999年。是年7月，他通过电视收看了中美女子足球队争夺世界杯的决赛。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双方拼得很艰苦，不得不以点球决胜负。结果，中国队13号刘英一脚射失，导致美国队胜出。特立斯知道，中国上下对这场球非常关注，十分想赢，因为美国飞机3个月前轰炸了中国驻南使馆。那位姑娘回国后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她将如何战胜失望和困窘呢？特立斯产生了创作灵感：这是了解中国的独特切入点。于是，他带着下一部书的构思来到了中国。
　　年近七旬的特立斯原打算停留两周，实际上一呆就是5个多月。起初，他因不被理解而受到冷遇，但他表现出非凡的执着：追随刘英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广州……联赛踢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为刘英呐喊助威。他后来甚至跑到悉尼奥运会上为中国加油喝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上至体育总局的官员，下至女足队员，许多人被他的不懈努力所感动，成了他的好朋友。在此期间，特立斯被正在发生巨变的中国深深吸引，“对中国的爱慕之情越发强烈起来”。他在文章中写道：“我高兴地看到，刘英得到队友和全国同胞的极大支持。江泽民主席在庆祝中国女足从美国归来的国宴上，亲自对她表示欢迎。我相信，她代表着今日的新中国，能够战胜挫折，从最初的失败中站起来，重新战斗，并在将来的成就中自豪地崛起。这就是我喜欢中国的原因。”
　　不久前，特立斯4部著作的中译本在北京面世时，他再次来到中国访问，并受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之邀与中国记者进行交流。他说，中国记者生活在国家迅速取得进步的时代，是无比幸运的，“你们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写，可以向世界炫耀”。这两年，特立斯已对中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他认为，“中国人民是友好和自尊的，他们战胜了几个世纪的压迫和艰难，依旧巍然屹立，公正待人”，而“美国媒体关于中国的报道是偏颇的”。目前，他正在写一本有关刘英和中国的书。特立斯说，这部700多页的著作已完成大半，是他期望值最高的作品。
　　看着热情洋溢、妙语连珠的特立斯，我脑海里闪过另一位美国记者的名字：斯诺。我不知道能否把他们相提并论，但他们至少在观察和报道中国时，是有相似之处的。真诚地期待特立斯写出新世纪的“红星照耀着中国”，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的真实面貌。（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