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访强制戒毒所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禁毒边关行

走访强制戒毒所
本报特派记者温宪杨讴《环球时报》特派记者徐学良
　　编者按：毒品问题已成为困扰人类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对我国的危害也越来越大。近年来，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了禁毒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使读者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本报特派记者组赴云南边境地区进行深入报道。此次报道得到了国家禁毒委员会的大力协助。
　　2001年11月16日上午。昆明。虽晴天丽日但时有凉意。
　　“我叫唐国强，”一位高大的汉子向我们迎面走来。与几乎所有吸毒者的面色一样，眼前的这位东北汉子面色灰黑，嘴唇发紫，全身精瘦。“1979年时，我是八一青年队篮球运动员，1998年以后，我到缅甸做玉石生意，因好奇在那里染上了毒瘾，我为吸毒挥霍过70多万块钱。在北京和昆明我都治过，但都没戒成。我现在在这里挺好，身体正在恢复。毒品这东西太害人了！”唐国强是篮球场上正在比赛的红蓝两队总教练。球场两边各坐着百余名被强制戒毒的男学员。在各自值班员的带领下，他们不时发出略显单调的喝彩声。球场边侧的一个大棚内传出节奏感极强的音乐声，约200名身着红黑相间休闲装的女学员正在那里伴着音乐起舞。另一处阳光下的近百名男学员正在列队操练。这里就是距云南省首府以西23公里滇缅公路路边的昆明市强制戒毒所。
　　“这里是全国乃至亚洲规模最大、建立最早、收治人数最多的强制戒毒所，”刚刚从山上采药归来的张玉祖政委说。就是他于1989年2月带领3名干警白手起家创建了这个强制戒毒所，并参与了脱毒效果明显的中草药戒毒胶囊“6·26”的研制。“戒毒所建立时占地60亩，现在占地3000亩；床位也从最初的30张增加到目前的3000张”，曾荣获公安部二等功勋章的张玉祖说，“迄今为止，我们已收治戒毒者4万人次，年龄最大的69岁，最小的11岁。此刻正在这里接受治疗的有2420人。这些人不仅来自云南，还有许多人是从贵州、四川等省来此求治的。这里的戒毒方法被联合国禁毒署和国内外同行誉为‘昆明戒毒模式’，年内巩固率，也就是戒毒者一年内不再复吸的比率达到15％，这在世界上就算高的了！”
　　与欧美国家“以小毒替代大毒”的“替代戒毒法”不同，“昆明戒毒模式”更加注重药物脱瘾、心理治疗和劳动康复，加之教育学校化、治疗医院化、康复劳动化、管理军事化和环境园林化等举措，昆明强制戒毒所的成功尝试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诸多赞誉，包括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内的130多个国家的政要、新闻记者和专家学者都曾来此参观。就在记者现场采访之时，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记者也赶来采访。张玉祖透露，越南海防市社会恶习抵抗局的官员已前来商谈过几次，越方希望与他们在海防市合建一所戒毒中心。
　　昆明强制戒毒所分为强制戒毒治疗区、强制戒毒康复区和自愿戒毒康复区。根据各自情况，戒毒者将在不同区内度过3个月、6个月或一年时间。令我们感到痛惜的是，目前正在戒毒所接受治疗的2000多人的平均年龄竟在30岁以下！在戒毒所一栋高楼上凭窗远望，只见在写有“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白墙之外，是一派青山绿水。严酷的现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初期曾被誉为“无毒国”，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被称为“白色恶魔”的毒品危害日益猖狂地骚扰和危害着中华民族。至2000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者已达86.1万人！
　　离开戒毒所，回头望去，只见大门旁的一块标牌上醒目地镌刻着江泽民主席的题词：“如果不把贩毒、吸毒问题解决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涉及到中华民族兴亡的问题。这不是耸人听闻，必须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
　　（本报昆明11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