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中国”的历史含量——从《百年中国》到《在历史现场》 [复制链接]

第11版(周末文艺)
专栏：创作手记

“影像中国”的历史含量
——从《百年中国》到《在历史现场》
肖同庆
　　2000年完成《百年中国》，2001年底推出《在历史现场——外国记者眼里的中国风云》，这种跨世纪的创作，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构建20世纪中国影像历史的尝试和努力。就这个意义而言，《在历史现场》应该看做是《百年中国》的姊妹篇。
　　《百年中国》的创作最直接的一个启示可能是：没有影像参与的历史写作是不完整的，影像的缺席是一切历史叙述体系最致命的遗憾。影像资料的开掘、展示和编辑，甚至有可能颠覆许多文字历史体系的合理性。毕竟，影像的最无法隐瞒的直观性，是再生动的文字叙述都难以企及的。《百年中国》我们企图通过影像重建百年历史的知识谱系，在典籍、文献和图片与影像资料的相互印证中，重建那个时代思想的轮廓和脉络。《百年中国》贯穿始终的对历史的“想象和还原”以及大量对“历史暗角”的发掘都是这种努力的明证。应当说如此大规模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进行系统的影像梳理，在中国电视界尚属首次。
　　即便依托过去的文献和前人的评价，人们仍然无法想象出那些曾经活生生存在过的环境，以及那种环境中人的精神风貌和生活状态，历史往往悬浮在白纸黑字之间。而借助于影像中的历史含量，通过历史“观看”中的体验和想象，实际上就是希望对历史的图景进行最贴近和最稳妥的重建。中国是一个有着浓重“历史情结”的民族。人们总是想要重读并且重新理解往日那些有声有色的事件、有血有肉的人物，想身临其境般地去感受他们的生存状况。普通民众很难对历史学家总结出的历史观念或者规律提起兴趣，而历史学的真正魅力在于对具象的描述。历史的“外在现象”才是它的生命与真谛所在。如果我们真正地走进历史而不是凌驾于历史之上，历史所特有的魅力就会自然散发开来。这种对“影像历史”的构建，本质上是在尝试一种“历史研究的大众化”，从《百年中国》到《在历史现场》，因为是用影像资料作为历史写作的基本语汇，因为是在讲历史而不是在论历史，历史的具象关照和描述性语言就成为我们的首选。也正是这一点造就了它们有别于一般历史教科书和历史学著作的独特品质。
　　《百年中国》强调客观叙述，强调历史还原，但视角仍然是中国的。而选择外国记者再一次重温历史，无非是选择一种眼光——真正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由此，人们可以发现观察中国历史的崭新角度。众多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述，形成了另外一套话语体系，由此出发，我们会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产生一种新的判断。对许多外国记者而言，中国成就了他们的事业，甚至可以说，中国是他们成为世界知名记者的摇篮。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因报道八国联军名噪一时，斯诺因为西北探险采访红军，向世界首次公布了一代中共领导人的政治主张和个人情怀，他的著作《西行漫记》影响了西方近一个世纪。他们在中国的岁月，艰难曲折，但几乎无一例外爱上了中国。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当时尚处在在野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敏锐地从这个新兴的政党身上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关于20世纪中国民众的最终“选择”，从这些外国记者身上、笔下得到了客观的反映。
　　许多外国记者以新闻介入中国政治，最终成为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曾经做过袁世凯顾问的莫里森，曾担任张学良、蒋介石私人顾问的端纳，曾被当成政治牵线人的斯诺，还有后来定居中国的斯特朗和爱泼斯坦，他们的身份、地位注定让他们有效地进入中国历史，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他们是第三者，介于中国与西方之间，这“第三种眼光”最值得我们珍视。这种眼光为中国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形象，中国历史的许多瞬间定格在他们的镜头里，从清帝国的衰败到民国的兴盛；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烈，到“一二·九”运动的悲壮；从浴血抗战到民间万象，中国的历史在这些旁观者的笔下和镜头里得到了客观延续。
　　关于“中国的话语”，关于“中国的形象”，一直是西方人的永久话题，从浪漫传奇到“妖魔化”，众声喧哗，世界太需要一种调整的客观目光。误解，从来就有，更别说文明之间的冲突了。如果纪录片《百年中国》和《在历史现场》能够相互参照，完整呈现一部20世纪中国历史的真实画卷，对创作者来说，也就深感欣慰了。
　　（作者为电视系列片《百年中国》总撰稿、《在历史现场》总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