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环境发生变化 [复制链接]

第7版(国际)
专栏：年终报道：世界政治篇

安全环境发生变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杨洁勉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安全问题相当突出。一方面，世界大国关系更多地向良性互动方向发展，联合国在国际安全方面并未“边缘化”，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处于可控状态。尽管天下并不太平，某些局部形势不容乐观，但总的来说，世界还是朝着和平与发展前进。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安全问题仍未解决，特别是核导军控方面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衡，某些地区的军备竞赛有加剧之势，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依然为军事威胁所困扰，地区、次地区、国与国间及一国内部的冲突依然此起彼伏。“9·11”事件更是对国际安全环境产生强大冲击波，凸显了国际关系中恐怖主义、环保、贩毒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影响。今年，在安全问题上出现一些新认识、新变化：
　　各国重新界定各自的安全观。“9·11”事件后，各国安全观主要有四方面变化：安全应是全面的和多方面的；维护安全也应是全面的和多方面的；传统军事手段已不足以对付变化了的挑战；以恐怖主义为代表的新威胁使各国在安全上难以找到明确对手和打击目标，也难以区别前后方，对人类的集聚方式、建筑业、公共活动等也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影响。
　　冷战思维模式受到极大冲击。冷战时期两极对立，壁垒分明，形成强调军事安全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这种冷战思维一直延续到后冷战时期，尽管人们已意识到世界事务和国际关系会发生根本转变，但应对上明显滞后，在决策和实施中大多沿袭固有的思维模式，甚至坚持寻找以国家为唯一目标的安全威胁。
　　应从次区域、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确定国家根本利益和制定相应对策。各国制定国家政策的一个局限性是，在缺乏明显外敌的条件下，一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往往受制于国内政治，长远的国家利益和近期的局部利益之间易产生矛盾，决策者往往也因维护自己的权益而牺牲长远利益。各国对这种局限性的认识有所提高，应对措施更加有力。
　　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上升。尽管当前国家行为体仍是国际关系的主体，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迅速提高。由于生产和科技的进步、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交通通信的便捷等诸多因素，世界在走向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面临社会的多元化和政治目标的多样化。此外，现在非国家行为体也能拥有原先只有国家行为体才能掌握的某些资源和手段，从而增加了对国际安全环境及其它问题的影响。
　　“9·11”事件暴露了美国“软国力”的弱点，也为之带来一定“机遇”。特别是，美国试图乘势占领新世纪世界事务的制高点，制订出全球反恐游戏规则，即国际安全秩序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前的国际关系处于世界格局尚未完全定型的过渡时期，也是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叉的时期。各国在战略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各具特色，在具体政策和应对措施上各行其是，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国际安全环境的曲折性和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