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纪律与职业道德 [复制链接]

第10版(科技)
专栏：科技杂谈

　　科学纪律与职业道德
季公墨
　　在科学家的职业道德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当属“忠实”二字。王国维在批评乾嘉学者戴震时，就曾尖锐地指出：“当知学问之事，无往而不当用其忠实也。”
　　科学研究是求真的事业，“忠实”应是科学家的看家法宝，离开了这个法宝，就丧失了做一名科学家的资格，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如果说“忠实”通常被看成是一种美德的话，那么在科学领域内，它却只能是底线和基点。
　　“文如其人”，对文学家来说，也许未尽其然；而对科学家来说，却是千真万确。我们每写一篇科技文章，都是对自身道德操守的一次考验。除了“忠实”和“守纪”之外，通常至少还要面对三个问题：如何对待自己？如何对待同行？如何对待前人？对于一个有道德和良知的科研人员，答案只能是：“虐待”自己，厚待同行，善待前人。
　　一、“虐待”自己。破与立、批评与创新是科学精神的精髓。批评别人比较容易，挑战自己就很困难。那种“文章还是自己的好”的敝帚自珍的心态，有那么一点，是很正常的——完全缺乏自信的人，恐怕一事无成——但若任其膨胀，则肯定要坏事。我国“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古训，不仅可用于待人接物上，也适用于著书立说。对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文章，本人是“补墙堵漏、防伪打假”的第一道防线。若想自己的文章得到同行们的接受或赞誉，自己首先必须“虐待”自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严谨治学，切不可马虎了事。所谓“文章千改始心安”，就是这个道理。
　　二、厚待同行。科学发展到今天，完全靠个人单干的学科，即令不是绝无仅有，也大多成了“濒危物种”。在科研群体中如何对待同行，也就成了衡量科学家道德情操的标准之一。而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怎样“分享荣誉”。例如，古生物学作为一门“材料”型学科，有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再高明的古生物学家没有好的标本，也只好空怀一身绝技无处施展。这时，如果有一同行得到一块好的标本又自觉势单力薄、力不从心，那么相互间合作就成了可能。如果研究工作大多是由那位技高一筹的同事完成的，那么第一作者理应属于他而不是提供标本的那位。因为文章的署名是柄双刃剑，除了获得荣誉的一面，还有承担文责的一面。因此，一些治学严谨、自尊自信的科学家是不愿意在别人的文章上“挂名”的，如果他们对该文章没有实质性贡献的话。此所谓“唯名与器不可假人”。
　　三、善待前人。即使我们无缘像牛顿那样曾“站在巨人的肩上”，也总免不了站在前人的肩上。因此，善待前人的成果是衡量科学家道德情操的又一标准。我们在利用前人成果时，不仅要公开承认、引用及尊重，而且要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对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缺少了这种“同情式的理解”，不止是对前人的不恭，我们对前人的继承也只能是掠其皮毛，而无法达至精神上的共鸣。
　　当然，科学家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凡人。对于他们来说，同样有各种各样的诱惑。正如汤姆斯·亨利·赫胥黎所言：“您恐怕对科学圣殿内发生的令人惊讶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却担心科学并不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的领域更为纯洁，尽管它理应如此。仅诉诸道德是没有多大用处的，还得借纪律及让公众了解来作后盾。”
　　一般说来，在实验科学领域内，一位科学家是否严格“守纪”，较容易受到同行们的检验，即“科学实验的可重复性”。那么，像古生物学这样的历史性、非实验性的学科领域是否就无章可循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史学家余英时教授曾指出：“西方近一两个世纪所逐步建立起来的鉴别史料、检查证据等一套研究程序早已取得了高度的稳定性。这便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纪律。今天的史学家可以在解释和观点层面自抒己见，但是如果他在基本纪律方面犯了严重错误，那么他的史学家的资格便会受到怀疑。”
　　远的例子不说，新近发生的“辽宁古盗鸟”“龙凤配（鸟头与恐龙尾相拼接）”的骗局，便是很好的例证。这是一块由辽宁走私到美国的标本，由一位颇有声望的加拿大恐龙专家主持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曾有种种迹象表明，这块标本系由化石贩子用多块不同标本拼接而成。但领头的科学家求胜心切，认为这一标本强有力地支持了他所信奉的“鸟类起源于恐龙”的假说，竟无视科学研究的基本纪律，抱着侥幸心理，采取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最后经中国青年古生物学家徐星的揭露，才使这一骗局彻底破产。其结果不但那位加拿大古生物学家几乎落得个身败名裂，连在其中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也弄得灰头土脸。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科学殿堂里铁的纪律同样无情。那些“违纪”的人，逃得了初一却逃不了十五，总有一天会被科学同行组成的“纪检委”揪住并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