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的海燕——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永生的海燕
——纪念聂耳同志逝世二十周年
夏衍
中国人民的歌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运动的奠基人聂耳同志，在日本鹄沼海岸逝世已经整整二十年了。他真像暴风雨前的一只海燕，骤然而来，倏然而去，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这短短的三、四年中，用他豪迈明快、充满信心的歌声，对亿万受难的中国人民，表达了他对革命暴风雨的预感。高尔基在“海燕”中写着：
“暴风雨！暴风雨快到来了！这勇猛的海燕，在闪电中，在怒吼着的海上，得意洋洋地飞翔着，这胜利的预言者在叫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吧！’”
这正是我们这位天才艺术家的最恰当的写照。
聂耳同志是在一九三二年——暴风雨快要到来的前夕，闯进到上海这个斗争最剧烈的漩涡中来的。当时，他还是刚满二十岁的青年。一到上海，他就参加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参加了“苏联之友社”，他奋不顾身地工作，为了要求自己能有一个“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他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一九三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短短的三年中，他创作了三十几首不朽的歌曲。这些作品，全是他在参加紧张的革命运动的间隙中创作出来的。在革命的暴风雨中，他真表现了“得意洋洋地飞翔”的姿态。他演话剧，当电影演员，组织业余歌咏团，为革命工作“跑腿”，关紧了门学小提琴，老远地跑到任光同志家里去练习钢琴，……他永远不知道疲倦，不论什么工作都“抢”着去做。他不止一次同我说，“有那部电影要作曲？我在抢工作。”
“抢工作”，是的，他不仅不推诿工作，他一直是抢着做工作的。记得一九三四年，田汉同志被捕，留在我手边的是一个电通公司决定了要开拍的、写在几页十行纸上的“风云儿女”的电影故事。我替他改写成电影台本，交给了导演。几天之后遇到聂耳，他第一句话就是：“听说风云儿女的结尾有一个主题歌？”我给他看了电影台本，这个剧本的故事是他早已知道的，所以一拿到手就找最后的那一首歌，他念了两遍，很快地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等不及我开口，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我干！交给我。”他重复了一遍，“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这，就是很快地唱遍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给了爱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力量的、今天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他欢喜花，欢喜书，欢喜孩子，欢喜运动，欢喜用种种方法来逗朋友们开心。总之，他热爱生活，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健康、美好的事物。在他当时处身的那个社会，天真老实是注定了要吃亏的。他上过当，失过恋，不止一次受过他所认为“朋友”的人们的奚落和欺侮，但是，我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到过苦闷和忧愁。他可以说是革命乐观主义的化身。他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立刻就会发出欢笑、活跃和一种蓬勃的青春气息。
聂耳的乐观主义精神，发源于他对革命事业的坚定的信心。我看见过他曾为战友的牺牲和被捕而切齿痛恨，但是他懂得，只有加紧工作才是对敌人的最有效的回击。高尔基对海燕的描写完全适用于聂耳：“在它的叫喊中，有的是对暴风雨的渴望，愤怒的力量，热情的火，和对胜利的信心。”
聂耳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假如他活着，今年才只有四十四岁，他死得太早了。但是，聂耳死了，聂耳的精神，聂耳创作的歌声，已经肯定地永生不朽了。中国人民已经“起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仿佛又听到了聂耳同志的笑声。聂耳同志笑得更爽朗了。
七月十七日（附图片）聂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