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女情和悔恨泪——原“法轮功”痴迷者何玉红的一封信 [复制链接]

第6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母女情和悔恨泪
——原“法轮功”痴迷者何玉红的一封信
　　编者按：今年29岁、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何玉红曾是一个正直善良、学习上进、勇于直面人生的好女孩，但自从练习“法轮功”后，她3次向单位领导提出辞职，4次被公安机关依法收容，母亲为她8次进京。面对母亲的关爱，她一心“护法”，冷酷无情。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发生后，在血淋淋的事实教育下，她幡然悔悟，流下了悔恨的泪水。新华社记者李煦、徐江善近日在北京与何玉红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征得她的同意，现将她写的一封信摘要公之于众。
　　与同龄人相比，我经历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成长之路。5岁那年，我患了局限性硬皮病，此后导致右侧颜面萎缩、发黑。这是一种疑难病，没有理想的医治方法。父母为了给我治病，想尽办法，但依然无能为力。
　　从小到大，求医一直伴随着求学的过程。1995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硕士学位。1998年6月，我接触到了“法轮功”，开始练功后病患有了改善，这使我对“法轮功”的坚信程度逐渐加深，对李洪志说的每一句话都深信不疑。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大法”书籍，相信李洪志抛出的“圆满”诱饵，对自己外貌上的缺欠也逐渐变淡。
　　1999年7月，政府依法取缔“法轮功”后，我的内心很痛苦。我想我什么都不要也得跟李洪志走。8月中旬，单位组织去北戴河旅游，领导同事都很关心我，苦口婆心地劝我同行，可我一意孤行，决心辞职“护法”。我偷偷留下一封辞职书，和另一个痴迷者来到天安门，最后进了天安门的派出所。
　　领导告诉我，你的父母已经从老家来了，我马上想到这是给我过亲情关了。在单位会议室里，我见到了父母。母亲又是爱，又是恨，又是骂，又是劝；父亲则老泪不止，一言不发。可是我却面无表情，一滴眼泪未曾落下。回单位后，我写了两份检查，但内心却想：“护法”是最神圣的。
　　为了修炼“法轮功”，我第二次写了辞职书。领导和同事们依然没有放弃对我的挽救，年迈的母亲又一次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在我和单位之间奔走。单位对我很宽松，没有给我任何压力，希望我能有一个慢慢认识的过程，这种关心不是亲人又胜似亲人。而我却没有为单位着想，一来二去，工作上的课题延期了，直至春节前才把课题报告整理完毕。
　　2000年春节过后，我与其他痴迷者见面，看一些“大法”材料，心里又受了“震动”。这一次，我主动找领导声明自己要出去“练功”、“护法”。母亲第三次赶到北京，这一次我真是铁石心肠，任何人都无法劝阻。领导只好同意，当天我办好辞职手续。之后，母亲陪我找房子，搬离了单位集体宿舍。50多岁的老人，应该享受儿女孝心的时候，却为我打点行装，搬运东西，上楼下楼忙了一天。可是母亲丝毫怨言都没有，只希望我能早日脱离“法轮功”。
　　后来母亲怕我走到政府的对立面，怀疑我的精神出了毛病，请求当地派出所看着我，这样我被送到了看守所。母亲将自己心爱的女儿送进看守所，如果不是过度绝望，有哪位母亲会这样做呢？
　　我从看守所出来后，劝母亲回老家，母亲只好同意了。我不敢想像母亲为我打点行包时的心情。当年，送我们兄妹3个上大学，送我读研究生时，她是何等欣喜与自豪，而这一次又是何等悲凉与绝望。这一切都是我的自私造成的，一心为了自己所谓的“修炼”，而心境却远远不如远离“法轮功”的人。
　　后来听母亲说，回家后她天天不出门，守在电话旁想听到我的消息。2000年3月“两会”期间，我送交“上访信”再次被抓，被老家大连公安局驻京办收容。母亲赶到北京将我接回老家。
　　去年“十一”期间，“法轮功”练习者又嚷嚷着要进京。我在家里坐立不安，生怕有什么场面被错过，便从家里逃了出来，后因散发传单被劳教。到劳教所后，经过反省加上干警们的帮助，我才猛醒自己做了一场白日梦。“圆满”不存在了，我一下子明白自己应脚踏实地做一个人，做一个为了别人的人。以前，我是有所求做好人，现在我要脱胎换骨。
　　“法轮功”痴迷者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电视新闻我看了两遍，每次看后都情不自禁地拿起笔，写下自己的感受。那些痴迷者不仅残害了自己的生命，也撕下了李洪志“真、善、忍”的假面具。我发自内心地感谢党和政府，如果不是政府的及时挽救，我也可能走上绝路。
　　（据新华社北京2月1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