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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心沥血固国防——记中国空空导弹专家董秉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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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2001-02-15
第6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呕心沥血固国防
  ——记中国空空导弹专家董秉印
  本报记者 李 杰 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方杰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总设计师董秉印因积劳成疾,前不久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董秉印是新中国培养的最优秀的空空导弹专家之一。作为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副院长、总设计师,他主持和直接领导科研人员设计定型了多个型号的空空导弹,使我国的空空导弹研制从一片空白逐步攀上了仿制、自行设计直至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个新台阶。
  一生献给空空导弹事业
  空空导弹,是装载在飞机上攻打敌方飞机的战术导弹。因为攻击飞机和被攻击飞机都处在高度灵活的运动之中,空空导弹既要体积小、重量轻,又要射程远、精度准高,因而它的研制最具困难和挑战性。
  “为了国防安全,我们一定要研制出先进的空空导弹!”自1963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董秉印就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空空导弹事业。早在1984年,董秉印就下决心搞新一代导弹。在院领导支持下,他自筹经费进行了坚持不懈的预研,保留了一支从事新一代空空导弹研究的科研队伍。之后,他不厌其烦地向有关部门汇报,甚至不揣冒昧上书邓小平,要求尽快研制新一代空空导弹。不久,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拉开了研制新一代导弹的序幕。在这期间,董秉印一直是技术负责人。在他病逝时,还兼着两个重点型号的总设计师。
  “董总是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累垮的!”董秉印的许多同事含泪告诉记者:董秉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医生说他“身上带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
  1997年,某重点型号靶试首发失利。董秉印一下子憔悴了许多,他彻夜难眠,食不甘味,只觉得气短胸闷,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一步三颤。但他仍顶着压力,忍着痛苦,一边安慰同志,一边组织查找故障原因。热心的基地杨副司令员看到董秉印之后,大感吃惊:“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你必须立即住院治疗!”然后不由分说,将董秉印强行送进医院,并反复向医生交待:“我们的空空导弹发展离不开他,你们一定要不惜代价治疗。”
  但董秉印一边打吊针,一边将科研人员请到病房,反复商讨,查找事故原因。病情稳定之后,他把别人急救用的速效救心丸当作普通药物来吃。他说:“我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就是拼上老命,也要为国家再干一个重点型号!”
  洪信镇研究员讲述了董秉印最后的人生画面:去年6月21日赴成都,开技术会;24日赶至北京,讨论研制任务书;28日上午,考察研制配套关键元器件的单位,下午又参加可靠性会议;当晚,乘火车回洛阳;29日晨,没有回家直接到研究院开会;下午处理研制中的技术问题;晚上会见外国专家。30日,晨练后去世……
  搞科研最应该重事实
  董秉印担纲研制的新型号导弹,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拥有。当年,一位外国专家声言:中国要研制新一代导弹,必须由外国人担任总设计师。但董秉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他重事实、重数据,硬是以卓越的成就让那位洋专家连声称赞:“董,真了不起!”
  1997年,某重点型号在西北某基地做靶试首发试验时失利。失败的痛苦,无端的指责,责任的担子,一齐压在长年超负荷工作、疲累不堪的董秉印身上。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说是发动机不行,强烈要求更换发动机。但如果换下这种新型的发动机,导弹的先进性无疑将大打折扣。董秉印和一些设计人员认为,是弹架干涉造成的事故。
  但一旦是发动机的问题,谁来负这个责任呢?董秉印以一个科技工作者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庄严地说:我是总设计师,我只能凭数据说话。
  凌空爆炸的导弹残骸,是分析事故原因的第一手材料。但寻找残骸谈何容易?整个靶场7000多平方公里,导弹又在7000米高空爆炸,往哪找呢?董秉印和试验队和基地官兵一起在茫茫戈壁滩上大海捞针般的寻找。
  戈壁滩年水份蒸发量是降雨量的60多倍,盛夏的戈壁滩更是热如火炉,汽车行走半小时水温就升到了极限。经过多日拉网排查,确定区域后,在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反复查寻,硬是将指甲盖大小的上千块残片找了出来。在分析残骸的基础上,董秉印带着科研人员,在一年的时间里,冒着生命危险对装有火药的发动机进行了解剖,经过大小近百次试验,获得了上千个数据,终于验证出弹架干涉的事故原因,为恢复靶试铺平了道路。
  1998年8月20日,霹雳一声,靶试成功。它创造了两个国际先进,一个国内空白,使我国空空导弹的研制水平从仿制跨入了自行设计的新台阶。
  当领导要讲学术民主
  董秉印是总设计师,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但他从不图名利,不居功,不摆架子。
  去年2月,俄罗斯国家工程院聘请他为外籍院士,对他个人而言,这当然是极大的荣誉。有人想在研究院的内部刊物上公布这一消息,但董秉印不许。他说:等年底几项试验成功时再说吧。因此,直到董秉印去世,这一消息才广为人知。
  在一些科研单位,有些专家一当上领导,他的学术意见也成了“指示”,成了绝对正确的意见。但在空空导弹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看来,董秉印既是领导、是权威,更是良师益友,因为他最讲学术民主,最擅长听取不同意见。空空导弹研究,集结了诸多单位、诸多学科的数千名专家。董秉印不可能对所有专业知识样样精通。但他一有机会就向人请教,看资料学习,特别注重和其它专家平等地交流研究。最后,他的博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科研人员争论起问题,往往是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有时搞得面红耳赤。但只要有董秉印在,人们就感到踏实:董总肯定能摆平所有争执。他主持的讨论会,充满民主气氛,他让大家说话,把话讲完。令所有人佩服的是,董秉印总能条分缕析地概览所有意见,抓住每个人最有创新之处,让整个研究顺利地推进。事后证明,他最后做的决策,始终没脱离正确轨道。董秉印常说:“人才是研究院的无价之宝,搞导弹不像挖土方,只要有力气,多吃两个馒头就行了。高科技产品,没有人才不行。”在董秉印起草的研制规划上明文规定:凡技术讨论和技术评审会,必须由青年人参加,讨论时要让青年人首先发言。很多青年科研人员的意见,就是在这样的评审会上提出来,并经论证后被采纳的。
  1999年某重点型号在某地进行地面绕飞试验。在一次分析会上,青年高工程剑熹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他原以为在坐满老专家的讨论会上,自己的意见不会受到重视,但董秉印听了他的意见之后,立即又让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想法并在飞行架次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专门安排了一个架次来验证他的思路。
  好几位退休之后仍在继续攻关的研究员动情地说:“董总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尊重,也需要尊重别人。他从不喊空口号,不说大话,他信任人、尊重人、关心人,他身上有一特别的人格魅力,我们愿意跟他干。”
  董秉印去了,但他的事业和精神长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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