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黄河的新的里程碑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治理黄河的新的里程碑
水利部副部长　张含英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这个规划是治理黄河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国人民整治黄河有数千年的历史。历代黄河流域的广大人民通过同洪水的顽强斗争，不断地丰富了治河的经验。相传大禹治水用疏导的方法，在下游大平原的东北部把河分为九股，以杀水势。汉朝王景治河（公元六九年）采取了修堤、护岸和疏浚的方法。元朝贾鲁治河（公元一三五一年）用分导各股河流、浚深淤塞河道、堵塞决口并巩固堤岸等方法（就是所谓疏、浚、塞三法）。到了明朝潘季驯治河（约在公元一五六五——一五九二年间），更提高了修堤的作用。他主张“塞旁决以挽正流，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就是说要维持一个整一的河道，不要分疏，堤距不要太宽，以便于集中水流，冲去泥沙，免使河槽淤淀。明朝修堤已分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四种。缕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缕堤以内又筑月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冲缕堤。遥堤在缕堤以外，作为第二道防线。遥堤和缕堤水间又筑格堤，为的是缕堤决口以后，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免致冲成河道。此外，还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黄河的特点是洪水涨落很快，也就是说，水涨很高，但持时不久，水落不久以后，可能又有一次涨水。其次是黄河携带大量泥沙，孟津而东，水流渐缓，因而淤淀河身。针对这种自然情况，为了消杀从山区刚进入平原的水势，为了不使河槽淤高太快，古代人民在河南省的一段采取了宽堤距的办法。自郑州而下，两堤相距一般在十公里以上，在夹河滩一带宽约二十公里；至兰封以东才逐渐收缩。这段宽河槽便成为消杀猛涨的湖泊，可以调节一般年的洪水。此外，水涨漫滩，漫滩流缓，泥沙便可以沉淀在两岸的滩上，堤距远，河滩宽，沉淀的范围广，河槽的淤高也慢了。由此可见，上段的宽堤距可以滞洪落淤，下段的窄堤距可以束水攻沙。
保护临河的堤，免受水流的冲刷，也是我国人民治河中早已注意的问题。我国很早就有石护岸。汉朝贾让治河策（公元前七年）所说的石堤即是一例。宋史河渠志载：“太宗淳化二年（公元九九一年）设巡河主埽使臣，巡视河堤”。埽，就是用梢、苇、秸或草所制的护岸。这种方法直到现在还有些地方在采用。
我国很早以前，也已采用溢流的办法，防御黄河的非常洪水。明朝潘季驯治河时在堤上修的减水坝，就颇似现代的溢洪堰或分水堰，在水涨到一定高度而有漫堤决口的危险时，可以由减水坝溢流。洪泽湖大堤上现在还留着清朝所修的几座减水坝。
古代人民治理黄河虽然有许多创造，积累了许多经验，对于下游大平原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是在封建统治下，治河经验的成长和所得的效果，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
封建社会治理黄河是以保护地主、贵族、皇室的利益为主的。例如明朝治理黄河主要就是为了维持皇朝航运和保护皇族祖陵。那时黄河走南道，经徐州、淮阴、夺淮河自云梯关入海。明朝祖陵在泗州东北，黄河和淮河之间；皇陵在凤阳，在淮河以南（见祖陵图说及皇陵图）。黄河泛滥便侵及明朝祖陵。所以保护祖陵便成为治理黄河的一个主要任务。当时明朝建都北京，南北交通主要依靠运河，而运河自淮安以北到徐州的一段是借黄河通行的，所以明朝治黄河又是为了沟通运河，不使阻塞航道，以便运输粮食，供给统治的大本营。潘季驯在“停寝訾家营工疏”的奏章里说道：“祖陵当护，运河可虑，淮民百万，危在旦夕。”指出了当时治河的三大目的。潘季驯又在“申明河南修守疏”奏章里论及河南省的工程，说道：“缘非运道经行之处，耳目所不及见，人遂以为无虞，而岂知水从上源出，运道必伤。”建议对河南省的堤工也应加以修理防守，并且说如果不加注意，将妨碍统治阶级所关心的运道。由此可见明朝治黄主要考虑的是祖陵、是通向京城的运道。
其次，封建社会治理黄河是分散的，成为割据的形势。例如黄河在贺兰山以东和狼山、乌拉山以南的灌溉，以及泾河和渭河的灌溉，都有悠久的历史和成效，但都是分散的，且随着时代而有盛衰。至于主要的治河工作，大都限于下游大平原，这段河道有时设专官管理，有时由地方官兼管。就在这一段内也常有上下游、左右岸以及各地区间的矛盾，不能得到统一的治理。清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黄河从铜瓦厢决口北流。当时安徽的李鸿章代表安徽、江苏的意见不同意堵口，主张黄河从决口向北流。山东巡抚丁宝桢代表山东的意见要求堵决口，主张黄河归故道。双方争执不下，在二十年间，既没有堵口，也没有在山东修堤，致使决水泛滥横流。又如汉武帝元光时候（公元前一三二年），河在瓠子决口。这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他作官的收入来自鄃，鄃在黄河北边。黄河向南决了，鄃地免除了灾害的威胁，收成丰足。田蚡对皇帝说：“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疆塞，塞之未必应天”，所以很久没有堵口。“以邻为壑”乃是这种社会里必然的结果。一八五五年黄河改道以后，河南、河北、山东三省的河防也存在很大的矛盾。如果黄河在河南省兰封县以东和河北省的南岸决堤，受灾的地区主要在山东省。山东省对这两个地区的河防虽然很关心，却不能越境治理。因之，这一段的堤防便不能很好地培修和防守，成为决口频繁的地区。
由于封建社会的限制，人民和黄河斗争了几千年，终究没有改变黄河“善淤、善决、善徙”的性格。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黄河下游在三千多年中决口泛滥一千五百多次，大改道迁徙二十六次。单从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黄河灾情的严重。人民喜欢这个孕育我们民族历史的地区，数千年如一日地征服黄河、利用黄河，但也一直生活在频繁的灾害中。
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我国，随着也输进了现代科学，治河的策略也有所改变。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也只有因袭封建社会的办法，仍然在下游从事堤防，措施上毫无增添。策略的改变，也只限于纸上的谈论。
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人员，也曾提出过治理黄河的意见。但无论是美国的费礼门、德国的恩格斯和方修斯都没有研究过黄河堤线的发展，对黄河水流及泥沙的性质也不够了解，所以他们没有能提出根治黄河的意见，即便是对下游修堤的建议也多偏于空想。
第一个针对为患下游的洪水和泥沙的来源而提出根治黄河意见的人，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仪祉。他在一九三一年倡议“导治黄河宜注重上游”。他主张的治理方法是防止泥沙流入河道，尤其着重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广开沟洫，沟壑里多修谷坊；在山西、陕西、河南各省支流修水库，以拦蓄过量的洪水；固定下游河槽，以中水为准则。李仪祉的主张使我国治河策略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治河史上开一新页。古人也知道黄河灾害的来源，如清康熙间（约在一六七七年左右）陈璜说：黄河的干流很长，流入的水也多，所以水势汹涌湍急；西北的土性松浮，遇到湍急的水流，便随水而下，所以河水变浊；到了下游，因河水浊而易淤，淤就容易使河决。但是那时的科学技术还不发达，提不出修水库的办法。清乾隆间（约在一七四三年左右）胡定也有在西北拦沙的建议，他说：黄河的泥沙大多来自三门以上和山西中条山一带的沟涧里，请在各沟涧口修筑坝堰拦阻，大水时，泥沙淤留在沟涧里，渐成一块平地，可以种秋麦。我国农民也有丰富的防御土壤冲蚀的经验，到现在还广泛地流传着。李仪祉接受了我国旧有的经验和输入的科学，对于治河策略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他的主张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也只限于谈论。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为谋获取我国水力资源，也曾作过治理黄河的初步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水力发电，用以发展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工业；水流在各级发电利用之后，才灌溉下游平原的农田。由于各水库的蓄水主要照顾到发电，所以对于其它利用的调节量较低，灌溉面积不多，而对于防洪的控制也不够。姑不论这个计划在技术上的缺点，单就它的本质说，是一个十足的殖民地计划，只考虑利用我国的水能，开发我国的矿藏，发展帝国主义的工业，丝毫没有考虑黄河流域农民的生活。
我个人早年也曾提出过治理黄河的意见，那时我认为发展农业是主要的。所建议的八里胡同水库和三门峡水库便以防洪为主，其他水库则多以灌溉为主，所发电力也主张多用于提水灌溉和制造肥料。这个意见和日本人以发电为主的策略恰恰相反。但由于我对农业的认识很肤浅，更重要的是轻视了工业，所以当时我对治理黄河的意见也是片面的。
一九四七年春天，美国所谓“治黄顾问团”也拟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更是形同儿戏。顾问团的三个美国人，乘飞机在黄河上看了一下，就送出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这个计划的荒唐，单从它的一项具体意见是怎样得来的，就可以看出来。报告里的“实地查勘”节下说：“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自西安乘机返开封，沿河飞行，特别注意查看八里胡同坝址，就空中观察之印象，认为宜建高坝。”试想：他们从没有到过八里胡同，那时关于八里胡同的资料也很少，怎么能决定坝址呢？这完全是愚弄人。
鸦片战争以后，虽然在治河策略上有所推进，也开始研究水流和泥沙的来源和规律，对于水文观测和地形测量作了些工作，并且逐渐把这些工作推广到黄河的上游、中游和支流上去。但在治理黄河的实际工作上毕竟没有什么进展；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黄河为害更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有了根治黄河的可能。人民政府领导群众首先为求得黄河下游不致于决口改道进行了巨大的工作。黄河下游两岸长一千三百六十五公里的大堤，经过历年的培修，堤顶高度，在河南省境超过一九三三年洪水位二至三公尺，在山东省境超过一九四九年洪水位二至二·五公尺，共添加土工一亿多立方公尺。不特堤身高度和厚度增加了，堤的质量也提高了。过去的堤身真是千疮百孔，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共锥探五千八百多万眼，填塞洞穴、裂缝七万九千多个。这些洞穴和裂缝大小不等，动物的洞有的直径六公寸，长一百公尺，裂缝有的宽四公寸，长二十多公尺，已埋在堤内的人挖的洞有的宽一公尺多，长三十公尺。这些，都是黄河的隐患，是过去河水还淹不到堤顶时就溃决的原因。此外，过去临水的秸埽现在已经全部改为石护岸，三百万立方公尺的石工和砖工，大大地增强了防御洪水冲击的力量。
这些措施虽然加强了防御洪水的物质基础，但还不能消除洪水的威胁，所以又在长垣县境黄河左岸石头庄附近修了一道溢洪堰，分泄一部分洪水，流经左岸大堤和金堤之间作为滞洪区，以减少正河流量。并把沁河同黄河交会处和山东省的东平湖作为蓄洪区，以为临时分蓄洪水之用。又在利津县境黄河右岸小街子附近修有凌汛溢水堰，为在冰坝壅塞时分流之用。这都是防水的非常措施。
坚强的堤防和非常的措施以外，还有经常的保护工作、防守工作和大水期间的临时防御工作。经常的工作由经常设立的机关和工程队担任。防汛工作则有临时组织，以加强领导，并设立防汛预备队，以便在大汛期间遇有紧急情况时上堤。这种组织严密有效，对于历年防御洪水起了很大的作用。以一九五二年为例，在大水期间成立了黄河防汛总指挥部，又建立三个省指挥部（那时还有平原省），十个专区指挥部，四十六个县指挥部，一百五十个区村指挥部，五百八十二个乡指挥部，六千七百七十四个村指挥部。在发动群众方面，组织了一支包括防汛员、抢险队、运输队、预备队等五十七万九千人的防汛大军，并准备了工具和抢险用的料物。这种防水的组织和防水的物质基础便成为战胜洪水的有利条件。
这些措施保证了三千多年来平均两年多有一次决口泛滥的黄河在人民掌握政权的这些年来平安地渡过伏秋汛期，保障了下游人民生活的安全和农作物的收成。
但是，治理黄河的这些初步效果，并不足以根除水患，更不能进而利用黄河的资源，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过去有很多人认为黄河是个“败家子”，只要能祛除灾害，赶快把水引到海里去就心满意足了。却不知水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可以利用。特别是黄河，无论就自然条件或经济条件上看，都有巨大的开发价值。这种彻底改造黄河，把害河变为利河的理想，只有在新中国才能付之实现。为了实现人民对黄河“利必尽兴、害必根除”的要求，为了开发黄河，以利国家、特别是内地的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几年来进行了规模巨大的调查、测量和研究工作，最后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编制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确定了治理黄河的最先进的策略，规划了无限美好的远景。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确定要在经济上合理地、技术上正确地利用黄河流域中的水流和土地资源，为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服务。因之，工作的地区将不仅限于下游或任何一部分，而是以全流域为对象，包括干支流和土地。工作的目的将不仅为了防洪或任何一项利用，而是综合地开发，也就是服务于国民经济的各种项目。工作的要求将不仅是求得技术上的可能，而且必须达到经济上的合理。工作的方法不是各项工作平头前进，而是按照国民经济计划，分别轻重缓急，有次序地进行。这种从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出发来确定的治河策略，是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不可能有的，也是分散、割据的，在技术上是落后的封建社会所不可能有的。因之，我们当前的治理黄河策略是最先进的，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也是在治理黄河历史上最完善的策略。
黄河综合利用规划在土壤改良方面，也就是在利用灌溉以增加农业生产方面，预定对黄河干流和支流的水源要全部加以利用。根据技术上的调查，这是可能的，而且，黄河流域和它邻近地区需要并可能灌溉的土地数量极大，黄河水源全部调节后也还不够灌溉这些土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按照各省经济发展的远景情况和土壤条件，作了若干个不同灌溉方案，规定了灌溉总面积和不同地区的面积；同时也考虑到引水建筑物的可能性，以及水流在其它利用方面的有利配合。至于不能应用黄河水灌溉的土地，就须另找地下水或其它河流的水源。
其次，在水能利用方面，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根据黄河流域和它邻近地区最近三个五年计划中的工业发展的远景，根据对水文、地形和地质勘测资料的研究和各个坝址的比较，参照水流利用的计算，拟定了黄河干流的阶梯开发方案。所谓阶梯开发，就是在河流上修一系列的拦河坝，把河身造成类似阶梯的形状，利用坝来蓄水、来抬高水头，来发电。其中有几个拦河坝在不同地区造成大蓄水库，以调节水流。大水库是综合开发的关键措施，它们不只可以拦蓄水流供给灌溉、发电各种利用，还可以调节洪水，避免水灾。
再次，在航运方面，根据经济的需要和其它水利工程的进展，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拟定了黄河航运的开发布置。
最后，为了减轻水库的淤积，为了增加黄土高原的农产，研究了水土流失的规律和它对于经济的影响，研究了农民水土保持的经验和各地实验站的成果，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拟定了防御土壤冲蚀和拦沙的措施，并估计了这项工作在十五年内冲蚀减轻情况和农产的增益情况。
根据这样研究所拟定的远景方案，结合当前的需要和可能，黄河综合利用规划进一步制定出黄河综合利用的第一期各项措施。第一期工程完成后，就可以基本上解除黄河水灾的威胁，并为各项利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中国人民治理黄河虽然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才找到了治理黄河的最正确的道路。我们有决心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所规定的任务而奋斗。（附图片）
黄河查勘团乘船在急流中向勘测地区挺进　新华社稿　王新民摄
勘测员在三门峡进行物理勘察　新华社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