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科学家的宝贵建议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苏联科学家的宝贵建议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竺可桢
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巴尔金院士为首的苏联科学院代表团的访问我国，是我国科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次访问推进了中苏两国科学界的友谊和创造性的合作，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在访问我国的短短两个月中，曾分往全国各地，除了参观有关研究单位以外，还访问了各地高等学校和有关的工矿企业部门，为我国科学工作者作了数十次的学术报告，举行了大小近百次的座谈会，同我国科学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参加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代表团中我个人接触较多的是地学部门的团员，其中有岩石学和矿床学权威别捷赫金院士、著名的地理学与土壤学家格拉西莫夫院士以及大地构造与普通地质学家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他们曾经访问了东北、华北、中南几个新的钢铁基地和矿区，到黄河中游陕西、甘肃二省看了大地构造和水土流失的情形，并在重庆、昆明、柳州、广州和南京等地进行了野外的考察。由于他们的高度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精深的科学造诣，夜以继日的辛勤劳动，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对于我国各门科学研究工作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有了具体和全面的了解，对于我国的自然环境，例如地质、矿床、土壤、地形、气候等特点有了明确的认识，因而，能够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提出了在发展国民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为科学院各研究所的长远计划和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同时，对科学工作中的组织领导问题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和批评。无疑地，代表团的这些建议，将会对发展我国科学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第一，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中所必须解决的一些关键性的科学问题。院士们一致指出，科学院的主要研究工作应该是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于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问题，科学工作必须走在生产建设工作的前面为生产建设服务。因此，凡是他们所接触所考虑到的问题，都离不开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的要求这一原则的。例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在了解了我国目前综合考察工作及西北地区的自然经济情况后，很强调地指出组织西北综合调查队的重要意义。他说，西北各省在最近将来是我国新的巨大经济开拓对象，目前这里正在建造新的铁路线，勘查新的矿物产地和筹划建设巨大的工业基地，最迅速地开拓这一地区是具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的。然而这一地区在自然资源方面的研究却很差，关于这些地区的主要报道只有零星的著作，因此，组织一个巨大的西北综合调查队，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貌、地质结构和矿产、土壤、水文、植物、经济等进行全面研究，并为中央各部门拟制综合发展这一地区生产力的总计划提供科学基础是很必要的。别捷赫金院士对于地质研究所不做铁矿研究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是重工业，而黑色金属又是重工业的基础，所以必须大力开展铁矿床的研究以指导普查。而在普查中则必须注意应用地球物理的方法，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遇到深处找矿的问题将会有很大的困难。别捷赫金院士在参观了我国钢都——鞍山之后，认为鞍山钢铁公司可能因为有大量的贫矿作为保证，而对富矿形成规律的研究和对富矿的寻找工作都做得不够，他提醒说，提炼贫矿是极不经济的。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不仅是普通地质和大地构造学家，而且对于地震和石油地质也有高深的造诣。他几次提出，我国目前普查石油的工作做得不多，而正像世界各国的经验所指出的，一个国家普查石油的成就直接同工作量的大小有关，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才能寻找出丰富的石油储藏，因此，普查工作量必须大力扩展。但普查工作又必须有大地构造研究的指导，才不至于无的放矢。根据现有材料看来，他个人认为西北和西南都是很有希望的地区。由以上所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代表团员们所提出的意见都很尖锐地接触到我国工业建设中的关键性问题，即是地面和地下资源的勘探和利用问题的，对这些意见的认真研究和贯彻，将使我国科学工作者对国家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贡献。
第二，关于科学院有关各所的长远计划和发展方向问题。院士们认为，目前我国有些研究所和学科由于缺乏正确的科学理论指导，而没有很好的长远计划和研究方向，工作常处于盲目被动的地位，阻碍了科学的健康而迅速的发展。例如对于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工作，过去因为没有坚强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作处于盲目摸索阶段。这次，格拉西莫夫院士到甘肃西峰镇地带对严重的水土流失现象进行了调查之后，认为它主要是属于沟蚀而不是面蚀现象，因此，土壤侵蚀的研究应以地形、水文为主，土壤、农业方面只能起辅助作用。具有主要意义的是对侵蚀过程的研究，如黄土地区的雏谷侵蚀及其防止办法，这不但具有理论性质，而且具有实践意义。与此类似，我们许多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例如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划，华南热带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等，也都存在着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方向不清的缺点。过去我国土壤分类学者由于受到美国潘德顿和梭颇的影响，缺乏可靠的科学基础，不能根据发生学的原理来进行分类，产生了土壤命名中的混乱现象，制出来的土壤图不能很好适应农业生产的要求。这次，格拉西莫夫院士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通讯院士到全国各地调查后，在我国土壤学者合作下，根据发生学和地理分布的原理很迅速地编制出一幅中国土壤图。这幅土壤图虽然还必须经过补充和修改，但就其基本理论基础来说，对我国土壤分类法将起着根本的革命作用，对如何发展我国土壤学也得到了教益。在地质矿物学方面，别捷赫金院士认为，在进行矿床普查和勘探工作中，矿石成分的研究和矿物原料质量的评价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但我们过去由于认识不足，这方面恰巧存在着落后现象。从以上这些例子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加强研究基本理论、学习苏联先进学说的重要意义。但也正如别捷赫金院士所一再指出的，在学习和应用苏联先进理论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特点。他指出，中国地质工作者应当创造性地找出中国矿床分布规律及解决一些有关成矿作用的问题，这样，中国矿床学的研究不但可以解决实际问题，而且完全可以丰富整个矿床学的理论。教条式的学习是必须反对的。
第三，关于科学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院士们不只一次地指出，完善的科学组织领导是胜利地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保证。他们认为，科学院应该成为全国科学工作的领导中心，而目前科学院还没有能够很好地把全国的科学工作者组织起来，科学院有些研究单位（如土壤、地理等）同专门学会的联系还不够密切，没有给以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同时，科学院内部还有很多科学研究的潜力没有发挥。代表团员们几乎一致称赞我们的仪器设备和房屋建筑，格拉西莫夫院士认为我院土壤研究所的物质条件并不比苏联的土壤研究所差，在房屋设备方面甚至还要好得多。他们一致赞扬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科学事业的大力支持，科学研究事业已具备了优良的物质条件，鼓励我们应很好地组织和发挥一切潜在力量，积极培养青年干部，进行坚持不懈的科学工作。此外，院士们还指出科学院内所与所之间的工作没有取得很好的配合，其中植物所和土壤所，地理所各所之间以及地质所和古生物所间配合得还差。格拉西莫夫院士特别提出，在组织和进行巨大的综合研究工作时，经验及具有高度要求水平的领导工作人员却嫌不足，因而影响到综合性工作的取得。例如，在自然区划方面，各研究所和专家们的工作方法和结果不够协调，各单位所进行的巨大而有价值的工作未能完全总结出来和进行到底；中华地理志的编写过程中计划和方法都有改变，并且有些重要的方法论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以致工作速度延缓下来；在科学院所组织的黄河流域水土保持调查队中，水文学和水力工程学家几乎没有参加。因此，全力地巩固和加强对已进行的综合性工作的科学组织和领导，就有着重要意义。
以上所举出的仅是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地学方面的团员们所提出的建议的一小部分。从这些例子以及个人同苏联科学家接触的过程中，对于先进的苏联科学和苏联科学家有以下几点肤浅的体会：
首先，苏联科学家的高度科学水平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密切结合。他们在分析自然界的现象时，总是把自然界当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的。例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和柯夫达通讯院士在进行野外调查或参观农场时，从不孤立地去观察土壤，而是很密切地注意到周围的自然环境，植物群落、地质、气候、地形以及耕作的情况和历史过程等。对于盐垦区农场的排水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把水排至附近农民的田地里而不事先免除它的恶果，那就是以邻为壑，是一桩犯法的事情。由此可见，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如何地为全面设想的。更因为他们从各种自然条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整体观念出发来观察事物，就必然能够从事物的发展中和运动中来把握并提示方向。
其次，苏联科学家是使科学密切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苏联科学家们在百忙中能够到我国来，就他们本身的学科和兴趣来说，当然有必要作一些较学术性的研究，但他们总是首先满足我国科学界和企业部门的要求，把绝大部分时间放在参观矿区、农场、试验站、研究所及作学术报告和举行座谈会上。在重庆，因时间关系别洛乌索夫通讯院士曾在一天中乘了十四小时的汽车去隆昌油田作为时只数小时的考察；在山东，柯夫达通讯院士也曾放弃了较学术性的黄河口考察而去详细参观一个农场，解决土壤盐渍化问题。因之，他们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其业务范围接触到许多国民经济的重要问题，并提出重要建议，例如石油的探勘、新钢铁基地的建设、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土壤的改良和利用等。同时，他们对于在国民经济建设中所必需的基本资料也很重视，他们不但建议我们应该迅速地完成测量和绘制全国适当缩尺的地形图、地质图、土壤图，以及地震烈度区划图、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区划等等，而且详细地介绍了苏联地形图的编制的历史、方法和原则，并建议为了更好地开展和领导测量和绘制中国地形图工作，应在国务院下设立一个全国测量总局。他们认为这些基本资料之不能及早掌握，目前已感觉到落后于工农业建设的要求，五年十年之后将会延误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速度。这种理论密切同实践结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再次，苏联科学家们很重视劳动人民的经验。柯夫达通讯院士常说，科学家应该向农民学习，他在河北时沿途观察了农民沟洫水位和地面堆土高度的差别，结合苏联经验迅速地确定柏各庄农场一带土壤盐渍化的临界深度为一点五公尺左右，解决了柏各庄农场想要解决的难题，为农场排水沟深度的设计提供了科学根据。又如格拉西莫夫院士和柯夫达通讯院士在参观了甘肃西峰镇群众的水土保持措施后，认为修建梯田是坡地上保持水土很好的方法，但对于地边坎、涝池等措施则指出必须进一步提高，各种田间工程应同农林保持水土的措施结合进行。这就使我们体会到学习和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经验，是自然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法。
最后，我们不能不对苏联科学家们的热诚帮助表示深切的感谢。不论在北京，在旅途中，在风尘飞扬的陇东或在气候炎热的两广，他们总是尽量利用每一分钟进行工作，甚至有的还抱病坚持工作，凡是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和工作的心得，都毫无保留地很谦虚地向我们提出，热心地教导我们并同我们一起讨论；当他们发现我国目前某些重要科学部门缺乏坚强的科学领导时，就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推荐了许多苏联权威的学者可以来中国帮助工作，并希望我们多派年青科学工作者到苏联深造；同时，他们还诚恳地欢迎我国科学工作者的学术论文送往苏联登载，以互相交流科学成果。现在，苏联科学院代表团已经返国了，苏联科学院院士们教授们所留给我们的丰富而宝贵的建议，中国科学院及各研究单位正在进行总结并研究贯彻。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每一项建议，定出步骤，分别贯彻，使每一项建议都有交代、有下落。我们深信，认真地贯彻苏联科学家的建议以及中苏科学院合作办法，将使中国科学事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苏联科学家在这次访问中所播下的友谊的种子将得到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