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阿垅的嘴脸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坚决肃清胡风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阿垅的嘴脸
方纪
阿垅的反动军官身份，在一九五一年就暴露了。那时因为他看到时机有利（有芦甸、鲁藜做掩护）便想乘机混进党来。于是，他写了一份“自传”，申请入党。在这份自传里，他不但列举了他充任反动军官的履历，而且公然承认他“曾经”“狠仇视共产党”！这在他来说，用意大约和胡风的“上书言事”一样，是一种“挖心战术”，试试我们的“虚实”——共产党的警惕性和对他了解的程度。但是，第一个看到这份自传的一个共产党员——后来证明是胡风分子，却居然认为“仇视共产党”而又至于“狠”未免太触目了，便亲自动笔，把“狠”字勾去，好使他的面目更为隐蔽一点，以便帮他混进党来！果然，天津文联支部中，那个为胡风分子把持的党小组，举手通过了阿垅的入党！只是因为他的政治面目过于明显，经不起审查——如同胡风所曾为他担心的那样（见后），他的“挖心战术”也像胡风的“意见书”一样，终于被识破了。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们对于阿垅的历史开始发生了怀疑。
但是，在那时候，人们对于他的历史还只是感觉到奇怪而已。忽而是国民党，忽而是改组派；忽而是萎萎葸葸的小职员，忽而是显显赫赫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忽而到了延安，忽而又到了专门以封锁延安、搞特务工作为目的的胡宗南的战干四团；忽而被“通缉”，从成都逃出；忽而又“逃”到离成都并不算远的重庆，而且住进蒋介石的“山洞”，做起了国民党陆军大学的战术教官……诸如此类，各种不合规律的事竟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只要稍具社会常识的人，而且要是想一想的话，都不能不发生怀疑。
然而，那时所怀疑的，还只是他的历史；对于作为“作家”的他的现在，却没有联系起来想一想。因此，也就没有发现：像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历史的反动军官，如何竟成了一个“革命”的“作家”！
另外，从文字上——这是他们的重要活动方式之一，阿垅到天津来不久，就露了马脚。大约是因为他们一时失算，或者过于性急，“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写成了他的“论倾向性”。并且也是采用“挖心战术”，把原稿拿给我看。这一回，我却上了当——因为那时我有一种错误的思想，认为搞创作的人只要不迷失方向，对一般的理论问题可以不去注意。但即使如此，我也还从直觉上嗅出了一点味道：感到他那里面既没有提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没有提大家公认的解放区的作品，而其本身又是一种用我所不熟悉的语言写成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我把我的感觉告诉了他。哪知他倒“虚心”，立刻加以“修改”，这就是发表出来时后面加上的那条好像是“光明的尾巴”。但是，这却蒙蔽了我，因此当陈涌同志批评了他时，我还一时辨不清是非。不过从此以后，大家都产生了一种印象：阿垅的理论是有错误的，应该提防。
尽管如此——一九五○年从文字上，一九五一年从历史上，知道了阿垅是“有问题的”，但对于这个“问题”，却没有及时地去认真加以解决。
到一九五一年底，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在文艺整风中，对阿垅的“论倾向性”、鲁藜的“生活”、芦甸的“女难”、余晓的“生活三题”，我们都提出了批评；并且因为这些现象的集中而且突出，使我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些人的思想和活动是同胡风集团有关的。因此，当时还指出了鲁藜曾经是“七月”派的“诗人”，应该警惕；芦甸、余晓等公开袒护阿垅，同情胡风，应做检查。当时还把这些意见向党做了报告，并曾发表在党刊上。
也许因为这一下碰着了他们的痛处吧，斗争变得尖锐起来，他们也就凶相毕露了。原来在一九五○年三月间，我的一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受到了“人民日报”的批评，由于开始没有立即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错误，并且对批评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因此，当时在回答阿垅的一封带有挑拨性的来信时，竟向他发了自己的牢骚，实际上变成了是对他受批评的一种同情，丧失了作为一个党员作家的立场。那知就是这封信，等于把刀把交给了敌人，到一九五二年，这件事情我早已忘记，可是阿垅却没有忘记！在我批评他们之后，他拿出来这封信，在那些受批评的人中间加以挑拨，来转移对他们的批评，破坏整风运动，掩护他们自己。果然，那些被批评的人们——现在知道了他们原本就是胡风分子，受了批评，看了党刊，正在不满，因此，在阿垅的挑拨和指使下，以反对我个人为名，对那次的整风运动进行了一系列的有计划的破坏。
本来，这时已开始接触到了他们问题的本质，但由于我个人所犯的严重的自由主义错误，被敌人当做小辫子抓在手里，加以那时天津文艺阵线的不统一，不坚强，我又没有及时地表示一种虚心检查自己的态度，以致使敌人的阴谋得逞，自己一含糊，敌人就放过了！这在我都是很深刻的教训！在第三批材料中，路翎给胡风信中所说的“关于芦兄的那消息……领导者转了点弯，他也含蓄了些，滑过去了”，指的就是当时在他们的反攻下，我身上有弱点，一时失去了锐气，没有守住阵脚，放过了敌人！正如“人民日报”编者在这封信后加的按语所指出：从这一类的信里，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不要让他们“滑过去了”。这按语，对于我个人来说，确是切肤之痛的教训！
事情过了一年，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总结这一段工作时，中共天津市委除了对我写信的错误给了批评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阿垅在这里所用的，实际是一种特务手法。由此可见，无论他们隐蔽的多么巧妙，真相还是会暴露出来，党还是会察觉的。后来，参加那个会议的胡风分子，把这句话告诉了阿垅和胡风；到一九五四年，胡风在北京关于
“文艺报”问题的会上，便为了攻击党和替阿垅打掩护，引证了有人怀疑阿垅是特务的话。那知他们又一次地弄巧成拙，无意中暴露了他们的秘密。
现在，当大暴露之后，一切真相大白，回顾过去，想想阿垅那副嘴脸，“用微笑包着侮蔑”，装做“善良”的凶相，故作“诚恳”的狡诈，阴险的笑，恶毒的眼光……我就有一种不能抑制的生理上的憎恶！
（全文原载“文艺报”，本报转载的是其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