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书友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大象书话

　　两个书友
陈学勇
五六十年代出版“文学史”那是非同寻常的事，不像现在你编他编，都能随意编的。1958年出版北京大学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就引起全国学术界注目。当时把它看作拔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白旗的辉煌成果，还配套出版了厚厚一本“经验谈”。大概以示革命色彩，这上、下两卷《中国文学史》印的是紫红封面。时代的烙印极为明显，留给后人的是一个学术教训。不过，这批学生中走出了许多日后颇有建树的文学史专家，如谢冕、黄修己、孙玉石、张少康、王水照、费振刚、吕薇芬，还可开列出来的不少于二三十人。没过两年，红皮《中国文学史》修订重版，扩充成四册，封面也改印了黄色。内容变化是，冲淡了火药味、增强了学术性。一些不久前被批判的教师参加了修订，但署名仍然是五五级学生。又过两年，上面指定以黄皮《中国文学史》为基础，由游国恩、王季思、萧涤非、季镇淮四位教授主持重新编写，虽还是四册，封面却再次改印成蓝色。由于有黄色那套的基础，主编人在四位教授之外添了位毕业留校的助教费振刚，费振刚是学生集体编著时的负责人，作为学生的代表。蓝皮《中国文学史》直到今天仍在大学里广泛用为教材。
　　上月赴南京全国书市，不期而遇费振刚先生，费先生已由当年的年轻助教成了退休教授。我们聊起往事，费先生难免唏嘘一番。他说，红皮、黄皮《中国文学史》，自己未能收藏一套，言语间不胜遗憾。我是有一套黄皮的，刚告诉他，费先生脱口而出：给我吧。我理解费先生的情感，无论别人对这两套“文学史”是怎样的是非评判，而于他个人毕竟联系着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我难以抵挡他这份情感，勉强答应了，可书至今尚未寄出。所以勉强，因为我珍藏了四十年的黄皮“文学史”也联系着我与一个童年伙伴的友情。而且我们已失去往来，只有这套“文学史”令我闲空下来睹物思人，回首也是难忘的岁月，清晰地看见那个值得怀念的朋友。
　　朋友叫卞长德，是我家那个弄堂隔几号门牌的邻居。大概八九岁我俩就在一起玩了，老家在一个县。他是遗腹的独子，我的弟兄都在乡下，我们都很寂寞。两人性格又同样内向，因此与别人没几句话说，但彼此总絮叨个没完。记不得最初絮叨什么，不知何时开始交谈起读书，先是谈各国民间故事、童话，再是《和爸爸一起坐牢的日子》、《古丽娅的道路》，而后又由《牛虻》到冰心、巴金、朱自清乃至鲁迅、茅盾、郁达夫。他有两个那时上海常见的粗木条钉成的肥皂箱子，我有两个大纸盒子，箱子、盒子装的全是书。我们不买新书，只是逛旧书店、旧书摊。山东路、雁荡路的书摊一排十几个，是我们常流连的去处。当然还有闻名的福州路、淮海路大旧书店，去得次数最多的数复兴中路长城影院对过的那家。在那里买到过一本唐弢题签送人的《短长书》，兴奋得一路上谈唐弢。我们当时读书最明确的目的是要做个好人和有作为的人。他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当少先队大队长，当共青团书记，还想将来当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是他梦想的乐园，认定那里是作家的摇篮。作家的梦未到中学毕业就破碎了，寡母有病，他顶替当了名纺织厂机修徒工，我为他难过了好久。幸好命运于我不薄，上了北大中文系。我入学前那阵他十分兴奋，就像他自己梦想实现了一样。他想送我一份礼物，思量了几天，决定买一套刚出版的北大“文学史”的修订本。这自然是我最希望的礼物，然而书价不菲，会耗掉他徒工月薪的一小半。最后我的不忍没能抵住他的诚意，两人一起去了淮海路，这一回是进新的书店。营业员看我俩年龄小，穿的又寒酸，怀疑是否真买四大册学术性的书，要我们先掏出钱来看看。他本来自尊心很强，此时竟毫不在意营业员的无礼，顺从而高兴地掏钱、取书、走路，到家恭正题写赠言。从此我俩在人生道路上分道扬镳，我每次由北京回上海必定去看他，一见面就聊到夜深。“文革”中大家坎坎坷坷，联系难免断断续续。“文革”后各有家室，再不能像从前似的，每次到了上海非见面不可，见面必定忘了时间。八十年代末那次见到的是一堆废砖碎瓦，原址在建设高架公路，不知他迁居何处了。两三年前突然得他来信，原来他下岗了，在许多单位打过零工，问能否在我住的城市找份还能胜任的工作，有书店肯用他当营业员最好，哪怕个体书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