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之光 [复制链接]

第12版(大地·副刊)
专栏：走进新世纪

　　科学之光
郭同文
迎着新世纪的第一场飞雪，我来到青岛海洋大学校园百年梧桐林下。这里原来是山东大学校园旧址，四十四年前，我在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每天来这里展卷晨读。我的老师萧涤非教授告诉我：三十年代，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在山东大学任教授时，常来此散步。天旱时，他还给这十数棵梧桐树一一浇水呢！此刻，置身在这片梧桐林中，我仿佛能听到一代物理学宗师、我国核科学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王淦昌的足音。只见株株擎天大树上都落满了绒绒雪团，那一簇簇裹上白雪的梧桐果，像无数高悬的银铃，随风发出清脆的声响。我的思绪像化作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1930年，在柏林大学物理研讨会上，科学家科斯特斯在报告中指出，玻特和他的学生贝克用放射性钋的α粒子撞击铍核，发现了贯穿力很强的辐射，认为这是α辐射。刚来到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对此提出了怀疑，两次建议他的导师、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改用云雾室实验后再下结论。但是对于这位来自贫穷落后的中国、只有二十三岁的“小不拉子，人家不理会”（王淦昌语）。1932年2月，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查德威克，采用云雾室和不同计数器进行了实验，证实这种贯穿辐射是中性粒子流，从而发现了中子，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中子的发现，是近代物理史上一座里程碑，是研制原子弹、氢弹的关键一步。迈特内由于没有理会王淦昌的建议，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悔恨交加。1933年12月，王淦昌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和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成为青年核物理学家。此时的德国，原子物理、粒子物理迅猛发展，德国科学家劝他：“当今德国有世界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大师辈出，像你这样有创新精神的核科学家，留在德国定能大展宏图。回到中国，哪里有你的研究基地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来德国求学，为的是报效祖国。”他毅然回到已遭受日军侵略、灾难深重的祖国，来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月，这时王淦昌正在已西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在颠沛流离、硝烟弥漫中，通过思考和计算（没有实验条件），写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发表在1942年美国《物理评论》上，美国科学家阿仑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写了论文在同年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并热情称赞王淦昌的建议。中微子的发现，是核科学发展的又一重大进步，王淦昌作为研究探测中微子先驱者而载入史册。
新中国诞生后，王淦昌的智慧、才华和创造力得到了真正发挥。是他首次在世界上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把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他十七年如一日地投身于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投身于核武器研制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为两弹成功地爆炸、为地下核试验的成功，立下了彪炳千古的功勋。
1979年，他与四位科学家一起上书中央，提出建立与发展我国核电事业的建议。于是，在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下，建起了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核能源开始在我国和平利用，标志着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经济发展缩短了距离。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它更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发展，不仅能够改变长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而且能够高效洁净地保证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进程，迎来新世纪更大辉煌……
1986年3月3日，王淦昌与王大珩、杨嘉辉、陈芳允诸院士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科技术发展的建议》。邓小平同志在建议信上批示：“宜速决断、不可拖延。”于是标志着国家兴旺发达的“863计划”应运而生。计划中，对能源、激光等七个重点学科作了明确部署。王淦昌不仅是“863计划”的建言者，而且是实践计划的带头人。早在1964年，他就提出了“用激光引发核聚变”的创见，几十年来，他始终进行着这方面的科学研究。这时候，八十岁高龄的王老站在和平利用核能源、激光引发核聚变研究的最前列，日夜拼搏，为实践“863计划”身先士卒。1998年冬，在他病危时还嘱托“863计划”激光领域首席科学家杜祥琬等同志说：“中国人不应该干得差，要靠大家努力。”12月5日，在他病逝前十五天，虽气弱如丝，但仍信心百倍地说：“‘863计划’一定能成功”……
走进新世纪的时候，王淦昌的建议更加放射着夺目的光辉。瑞雪兆丰年，在这身披白雪的百年梧桐林中，我仿佛又看到世纪老人王淦昌在树下散步的身影。他的建议，已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国家的昌盛、人民生活的提高。他说：“爱国主义是对我最大的鞭策。”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一生致力于“科教兴国”的科学家的精神光芒，这光芒，同我们一起跨进了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