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与山花 [复制链接]

第8版(大地·副刊)
专栏：

　　路遥与山花
　　耿翔
　　陕北延川的伏义河村，相传是人类先祖伏羲居住过的地方。黄河在这里形成的S形大转弯，启示他创造和发明了太极八卦图，建立了阴阳学理论。因此，要追溯黄河文化，这里无疑是一个神秘的源头。而在二十八年前，由路遥等人创办的文学刊物《山花》能够历尽坎坷，在此延绵不断，不仅培育出一群个性鲜明的作家，产生过很有影响的作品，并且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辐射出陕北文化无穷无尽的魅力。近日，身临这片成就了路遥的土地，看着顽强地追随在他身后的一群文学青年，想起有人说过这样的一句话：黄河畔上的每一朵山花，都有可能成为一个路遥。
　　山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经进入了文化人的视野。许多为它梳理脉络的学者认为，《山花》像九曲黄河，源远流长，使这块背靠黄河的土地上，有了一大群用文学目光观看生活的人，走出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为中国文坛贡献了一位土生土长的路遥。应当承认“山花”已经成为延安文艺现象的一个品牌。在文学以外，看看高凤莲母女的剪纸，看看二曹（曹辛平、曹建标）的小品，看看黑氏四兄弟（黑建国、黑明、黑建邦、黑建军）的摄影，看看冯云山的布堆画，就会触摸到一种现代的脉搏。“山花”由文学转为文艺、文化现象，深深地包括了这群人对黄河的理解，对伏义河村的理解。
　　《山花》的创始人中，摘取茅盾文学奖的路遥已为文学献出了生命，其他人也都年过五十，但更新一代的文学青年已经崭露头角，这是“山花”文化现象强大生命力的显示。
　　关于“山花”现象的生命力，可透视的角度很多。比如难得的连续性。从战争年代开始，杜鹏程创办的《延安老百姓报》就把新文化的基因，健康地注入在这里了，以后经历的建设时期、磨难时期、开放时期使一条潜伏的河流，从七十年代开始，成为一条地上河。几个历史时期的交替，几代人的执著努力，不断输入新的文化观念，才使“山花”不断流。特别是史铁生等一批北京知青带来的京都文化，使原来的黄土地，多了一种新的文化因子。但最终是路遥出色地结合了京都文化和黄土文化，培植出了“山花”可贵的乡土特色。“山花”的成长壮大，实质是对原初文化的一次现代改造，但改造的前提是本土作家对本土文化的深刻吸纳。事实上，人们不断为“山花”输入新的文化观念，“山花”不断为陕北培育新的文化，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显示出“山花”的特殊文化现象，“山花”是一种明鉴。今天“山花”面对庞大的作家群体，面对“山花”的文学成就，它首先证明了物质和精神生产的不平衡性，往往在物质贫瘠的土壤上，人的精神能被很好地锻打。其次证明了黄土地的审美魅力。不管世界如何变化，这块土地特有的魅力，像伏义河留在大地上的阴阳鱼，会生生不息。
　　评论家肖云儒评价“山花”现象是文化源头的生态保护。事实上，当自然生态遭受普遍破坏时，文化生态遭受的破坏，可能更触目惊心。而“山花”文化现象的最大价值在于，这个群体是在文化源头上，对生态进行着一种旷日持久的保护。这个源头，就是被许多专家考证后，认为比科罗拉多大峡谷还要震撼人的伏义河村，是伏义河村边的黄河S形大转弯。正是由于他们的保护，今日的黄河岸边，依然是“山花”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