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访吉林大学教授孟宪忠 [复制链接]

第6版(教育·科技·文化)
专栏：

　　实施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
　　——访吉林大学教授孟宪忠
　　本报记者　张玉来
　　近日，记者就我国怎样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这一紧迫问题，访问了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发展学家、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孟宪忠教授。
　　记者：你认为我国怎样才能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呢？
　　孟宪忠：我认为，要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关键是加紧实施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这种经济形态不是一种局部的经济现象，更不是狭义的环保产业、生态农业，而是指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具有生态环保性质：既要安全、节能、低耗、无公害，又要有更多的经济效益，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环境合理性与经济效率性内在统一，符合国际经济发展大趋势的经济形态。
　　记者：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实施这种经济形态也很紧迫吗？
　　孟宪忠：从发展趋势看，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在21世纪，只有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才是准许采取的经济运行方式。如果我们不及早向这一经济形态过渡，就将逐步被淘汰出局。当前国际社会产业结构调整呈现出资源利用合理化、生产过程无害化的趋势，生态环保标准在各国日益成为强制性标准，是否符合生态环保标准已经成为企业生存的先决条件。
　　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不准买卖，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一条准则。随着各国人民环境意识的觉醒，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产品是否符合生态标准已成为产品进入市场的通行证。而且这种标准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宽。继严格限制农副产品化学成分之后，工业产品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生态环境标准的限制。如欧盟最近启动的ISO14000环境管理系统，要求进入欧盟国家的产品从产前到制造、销售、使用都要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其对进口产品实施绿色认证的产品即多达5000多种。发达国家为达到限制外国进口食品的目的，制定出严格的卫生检疫标准，如日本对进口大米就有47项农药残留量检测标准。
　　记者：据有关资料显示，企业的绿色形象对许多发达国家消费者的购买欲产生重要影响，这表明，在21世纪是否为绿色产品，将成为产品能否增值的关键因素。
　　孟宪忠：国际社会越来越强调要把外部负效应、溢出负效应内部化。对由于企业排放污染物，村民滥砍盗伐而产生的外部负效应、溢出负效应，在国际社会已遭到普遍声讨。事实很清楚，现行的衡量经济发展常用的指标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并不能科学、准确表明经济增长状况，因为这些指标都没有计算出自然资源的折旧。如果从国民生产总产值中扣除自然资源的损耗，那么经济增值率就会发生很大变化。我国近年来的GDP增长较快，但如扣除自然资源的消耗，那么增长率将会大为下降。我们对此应保持清醒头脑。
　　当今世界，不论是国际金融组织、民间组织，还是外企投资都出现了“绿色倾向”。一国是否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对象，生态环境评价已开始成为前提条件。许多国际经济援助组织和经援国提出，凡是不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不赠款、不贷款；而环保项目则给予优惠。联合国UNDP等一些组织已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这一前提条件，世界银行也已开始实行这一原则。同时，一些西方国家已开始把环境评估与贷款行为统一起来。
　　记者：那么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在实施过程中为什么还会遇到阻力呢？
　　孟宪忠：人类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短期内确实存在矛盾，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分配资源作出选择、取舍。因为在其中任何一方面增加投入，就意味着必然减少另一方面资源的投入。但是必须看到，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从本质上讲是节能降耗经济，而节能降耗过程就是节省资源，减少污染的过程，同时又是节省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
　　第二个原因是片面认为贫穷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实施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离现实还很遥远。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其实，发展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正是适应21世纪绿色文明的主潮，在理论与实践的层面解决两者的对立，实现两者的统一，决不是不要经济效益只搞环保，而是既要经济效益又要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是要三者统一效益的最大化。
　　原因之三是没有意识到在当今国际经济发展趋势下，我们再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了。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后治理的投入和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实施生态环保效益型经济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