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九国的英语”说起 [复制链接]

第11版(国际副刊)
专栏：五洲茶亭

　　从“九国的英语”说起
　　江建国
　　记不得是在哪篇小说中有这样一个令人发噱的情节：一个谄媚的小人吹捧某个上司学识渊博，说此人会说“九国的英语”，结果令人捧腹不已。世事如白云苍狗，人们没有料到，这位被讥讽的对象虽然无知，却无意中言中了一个无情的现实：英语在伴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走向世界之后，确确实实已经变得五花八门了。
　　英语早年在世界上地位很低，直到16世纪末说英语的人只有400万人，其影响局限于英伦三岛。近代的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提高了英语的历史地位。其一是宗教改革。反抗天主教、同时也实际是反抗拉丁语的统治地位的宗教改革家们纷纷把《圣经》译成本民族语言，突出的是德语和英语，这时的英语被当作传播新教改革思想的载体。其二是英国清教徒移民美洲大陆以及对其他地区的殖民扩张，把英语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其三是英国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革命的成就，英语在欧洲大陆与法语的竞争中逐渐占了上风。如今的语言学家都公认，英语走向世界并不如有些人分析的那样，是因为其简单易学，而完全是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帝国主义行为的结果。
　　英语取得“世界语言”地位的突破是在20世纪，而这种突破不是英语的祖国英国带来的，而是美国。1919年在凡尔赛会议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秩序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坚持条约的英文文本具有同法文文本同等的效力，从此英语作为外交正式语言的地位得到确认。1945年，由于美国在二战中的作用，英语排挤了德语从19世纪以来在北欧、东欧、南欧以及由强盛的奥匈帝国造成的语言优势。1989年苏联的解体使俄语丧失了二战后在东欧建立的优势，取代其地位的则是当今惟一超级大国说的语言——英语。不难看出，语言的地位往往就是实力地位。
　　同其他语言传播的历史相比，英语的传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这就是，它从不曾从它已经占领的地位退却，相反却一再扩大地盘。语言学家们对此有各种分析，例如因特网的诞生，例如英语语法简单，又例如英语吸收日耳曼语、斯堪的那维亚语、拉丁语、诺曼底法语的因素较多，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敌不过政治因素。当然，英语自身的某些特点对其传播之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例如上述的最后一种分析。早在1666年，语言学家约翰·维尔金斯在设计一种全球通用的哲学语言的方案时，曾认为，英语十分适合。
　　英语用了400年的光景把它的势力范围从400万人扩大到当今的13亿人。其中约有4亿人以英语为母语；另有4亿人——覆盖70个国家——以英语作为公共交际语言，即作为除母语之外的第二语言；此外还有大约10亿人以英语为外语，哪怕这当中只有一半学到能用的地步，那么世界上就大约有1／4的人能多多少少地说点英语。无论是拉丁语，还是汉语都没有达到这种地步。英语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世界语”。
　　但是，英语在“全球化”之后却也不得不付出另一种代价，即英国和美国再也无法控制英语的发展，英语不再是一种语言，而成了一个“国际大家庭”。“南非英语”、“印度英语”这些第三世界的英语自不必说，连新西兰这个主要由英国移民组成的国家也大量吸收本地毛利人的词汇，以显示其民族特性。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加勒比地区、南亚和非洲在英国本土的移民，把他们在当地学得的各种“变奏曲”顽强地带进英国，对“主旋律”提出强大挑战，实际上正在改造着英国的英语。如果哪个英国人“少小离家老大回”，即使他“乡音无改”，只怕已经不能完全听懂他家乡的语言了。据统计，在亚非地区大约有6000万人在说着互相难以沟通的“英语”。就连语法这样的基本构架也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处于改变之中。英国的语言学家戴维·克利斯塔尔最近在德国汉堡的一次报告会上谈到这样一个例子，埃及的导游顽固地把“欢迎到埃及来”的那个“到”字说成“in”，而不按正确的规则说“to”。以弘扬英国文化为宗旨的英国文化委员会无奈，只好拱手投降，在最新埃及版的英语教科书中已经堂而皇之地为“in”加冕祝福了。今日的错误可能就是明天的规则。
　　欧洲历史上王朝更迭之际首相就站在王宫的阳台上宣布说：“（老）国王死了，（新）国王万岁”；对英语的全球化，人们不妨套用上述惯用语说：“（老）英语死了，（新）英语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