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研究析疑二题 [复制链接]

第6版(学术动态)
专栏：一家之言

　　严复研究析疑二题
　　林平汉
　　严复（1853—1921），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也是热忱的爱国主义者。严复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本文拟就严复研究中的两个热点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严复晚年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认识
在中国近代风云际会的动荡岁月中，严复面对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严峻现实，第一次系统而有选择地传播进化论，提倡资产阶级思想文化，为促进戊戌维新运动和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了杰出贡献。严复早期思想的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学术界公认的。然而，严复晚年的思想究竟是承前发展，还是渐趋保守而转为复古，仍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严复晚年仍然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但并非“全盘西化”或一概否定传统文化。他提出，“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陶炼而已”，就是利用先进的科学理论与方法，整理旧学，发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1914年，严复提出一个重要概念——“执西用中”。他说，应“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所谓“依乎天理”即顺应自然，“执西”即吸取西方文化于我有益者；“用中”即从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以最完善为追求目标。这种提法是严复经过长期的思索，到了晚年才提出的，将之作为重构中华文化的准则。这是严复爱国主义思想的精华，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由于严复并未专文阐述这一观点，故而在当时影响不大。五四运动前夕，严复还提出了“所期取彼长，为国补缺漏”的主张，希望汲取西方先进文化，弥补民族文化的不足。这种颇具辩证科学的文化观，也是对“执西用中”的补充。
　　严复晚年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与他从前所主张“择其善而从之”、“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的科学观点是相一致的。我们应该全面科学地发掘整理严复的思想宝库，以弘扬先哲的可贵精神和优良的思想遗产，汲取有益的历史借鉴。
　　严复对袁世凯与筹安会的政治态度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中华民国。然而，辛亥革命无法避免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思想准备尚不成熟，民国有名无实。封建残余势力伺机复辟，加上各种政治势力纷争，整个社会动乱不安，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严复深感忧虑和烦恼。在清末民初这段时期，严复对袁世凯其人和中国国体问题的纷争，有一个认识过程。他当时认为，中国应当实行君主立宪制，否则，社会没有稳定的秩序，又怎能迈上富强之道？在严复看来，国民尚缺乏民主意识，无法立即实行共和制。
　　1915年8月，杨度强邀严复参加筹安会，宣扬“吾国是不宜于共和，抑宜于君主”。严复虽曾设想“定虚君之制”，但面对“民主共和”思潮深入人心，他不同意遭到国人唾骂的袁世凯贸然改变国体，实行君主专制。严复被列名于筹安会，自感身不由己地落入袁世凯、杨度等所导演的洪宪帝制的阴谋圈套，但他深居简出，极力托辞拒绝参加筹安会主持的活动，也没有为筹安会撰写文章。
　　严复与梁启超过从甚密，在政治上也常相勉励。1915年6至8月间，严复曾致信梁启超，指出：“见此次来京与各方首要密谈数次，皆不值项城所为。松坡既仍处笼中，虽朝夕过从，极尽奉承之能事，然英雄之身可击而志不可夺，项城其亦愚之甚矣”。这明显表露其对袁世凯所作所为的不满和对蔡锷（字松坡）英雄气概的赞许。同时，他还勉励梁启超以文字诛伐，发挥沪上报章的作用。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者》一文，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袁世凯欲以4万元的金票收买严复，要求严复署名撰文驳难梁启超，但被严复拒绝。
　　1916年春夏之交，袁世凯帝制闹剧收场后，仍想继续当大总统，希望严复为之“奔走”。严复在同年4月20日致庄蕴宽的信中，明确阐述：“今晨项城代表刘君来见，必欲弟为之奔走。弟以身可杀，头可断，此事断不能为，当时已婉言谢绝。”严复在认清袁世凯真面目后，不肯为帝制奔走，但他也不愿劝袁辞总统位。1916年4月4日，严复在写给熊纯如的信中述及，“惟是今于取消帝制之后，复劝项城退位，则又万万不能，何则？明知项城此时一去，则天下必乱，而必至于覆亡。德人有言：‘祖国无上’。……吾之不劝项城退位，非有爱于项城也。无他，所重在国故耳。”他之所以拥戴袁世凯，也主要是为了寻求国家社会的稳定发展。至于拥戴错了，则应另当别论。
　　总之，严复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我们应当根据当时的历史形势和他的处境来评价他的言行。